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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菜铁锅，对我怒目相视，大声叫道：“想不到你真是个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
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气我，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十年荒唐梦群众监督劳动改造（2）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这年10月以后，美院革委会把我调到展览楼去打杂，负责管事的××，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个打杂的是男模特，戴着坏分子帽子。不久又派来一个打杂的，倒是个女造反派，见到我们几个戴帽子人物，心里老大不高兴，专磨洋工，干了没几天，擅自在进门处摆了一个办公桌，表示自己是个干部。她在外扬言：“南楼里一个右派，一个特务，一个坏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专我这个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务处派来监视他们的，我可不服他们调遣！”不久她就拿这个歪理向教务处头头告状，气势汹汹，大吵大闹，教务处拿她没办法，只得把她调开。造反派的威风，连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自然是她的专政对象。幸而她被调开，我们这所新牛棚才平静下来。
我在南楼期间，主要工作是动动笔杆，写写展品文字说明。擦窗、扫地之类勤务，不让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龄最大，体力劳动诸事，年轻人包了。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里，认为我们反革命专了革命派的政，实在可笑。
南楼贮藏了几大箱历年收购下来的画卷，趁此业务清淡之际，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来被人遗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奋勇，要求做个藏画编目计划，得到教务处同意，便动手干了起来，等到画目编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国家遭逢大悲大丧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丧钟之年，也是国家由乱变治之年。l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哀悼，而“四人帮”却百般打击和阻挠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悼念。清明节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怒潮吓破了他们的胆，于是心生毒计，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想把反右倾翻案风这把邪火烧得更旺。岂知“文化大革命”的气数已尽，革命元老们揭竿而起，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邪恶势力。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人帮”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关进了人民专政的监狱，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个人大悲大丧之年。我的儿子叶善，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8年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下乡劳动，因负重致腰部受伤，患慢性肾脏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他也受到冲击，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挫伤。1976年病情恶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岁。老年殇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闷，下南楼去医务所诊断。走出大门，两腿乏力，心跳加剧，突然昏倒，被人发现，把我扶到医务所。量血压，正常；量脉搏，正常。这时我已逐渐苏醒，反映胃部不适，值班护士给我包了助消化的药片，让我回家休息。24小时内我食欲不振，饭食乏味，睡眠不稳。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医院看急诊，血压脉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电图，才发现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诊大夫是熟人，马上通知病房给我找床位，送进内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许动，输液输氧两星期，才让下床活动。这时两只厚脚皮全部脱落，换成新皮，留给我有生以来极为新鲜的一次记忆。住院后期，遇到唐山大地震。头天晚上，明明陪床，凌晨时刻，忽见窗外白光一闪，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体掩护我的身体，以为房子要塌。我心里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过经验。我说不要怕，这是地震，医院建筑牢固，摇晃几下没问题，就怕连续震动，那就难说。此时大病房里骚动起来，好多病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邻床病号这是地震，不要惊慌，医院会有措施。几分钟后，护士长宣布，内科三楼病号全部转移到本楼地下室，能行动者自己走，不能行动者派人背负下楼。我的心脏病虽已度过危险阶段，还不能自由行动，由一个壮年医生背我下楼。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让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处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会塌。一小时后明明回来，说院子里塌了一垛矮墙，正屋没事，妈妈、阿姨在院子里休息，预防地震继续。大概过了几小时，医院宣布，地震中心在唐山，离北京好几百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
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十年荒唐梦群众监督劳动改造（3）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40元工资，按照这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棰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