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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被高帽子压着的脑袋瓜，哪敢抬头，眼睛闭着，耳朵听着，心里盘算着，希望快快结束这场搅人灵魂的把戏。口号喊完，车往西开，我以为还要到美术馆去演出一场，可车在东四往南一拐，开回美院。在东郊那段路上，车开得很快，路旁群众连喊：“开慢点！开慢点！看不清哪！”有群众指着我们骂：“混蛋混蛋！”我始终低着头，不是不想把脸给人看，脸皮早已丢尽了，还怕什么？所以低着头，是动脑筋想问题：今天为什么要游斗？是不是从30多个牛鬼中挑出我们十来个，游斗一番，算是定了罪，定了案？其次是想，今天怎么游法？怎么斗法？游到什么地方？游到什么时候？心里不免嘀咕。可是又一想，既然上了车，无非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但愿时间快些飞过，早点回牛棚休息。心定之后，便思考如何度过这段示众的时间，于是心生一计，这几天正在读“老三篇”，背“老三篇”，何不利用这大好时间，闭着眼睛乘小袄先保坑捎诒场袄先保窆嶙⒃凇袄先钡闹鹱种鹁洌岩磺性幽疃即蛲肆耍渌淙惶揭恍┙泻吧⒅渎钌簿筒煌睦锶チ恕？/p》
大约是1968年年初，具体日期记不清，老天下了一场小雪，路相当滑。这天上午我被通知准备一星期粮票，带点零钱，下午上路。我问去哪里，造反派说甭问，到时自然知道。心里实在纳闷。下午准时在校门口集合，一辆大型吉普车停着。造反派四人，其中一人我认得是国画系毕业，分在天津艺术学院工作，心里便有数了。牛鬼之外，还有一个蒋兆和，大型吉普前后三排座位，前座是司机和天津那个学生，中座是我和蒋兆和，后座是美院造反派，是押差。这一车人，很像《水浒传》里充军路上解差押犯人的情景。车出建国门，向通县方向走，看来今晚要赶到天津。去天津干什么？是充军改造吗？蒋兆和是个病号，没蹲过牛棚，怎么经得起折腾？临行指定带一星期粮票，不像长期充军。正在胡思乱想，车已过通县，往廊房方向奔。1966年以来，除了住文化部集训班，关牛棚，一年多不见郊区农田了，眼睛一亮，观赏起自然景色来了。一路车辆不多，但时有会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吉普车头和前面一辆大卡车车尾相撞，吉普左轮盖板撞坏，车头引擎受震，开不动了。造反派下车办交涉，那份造反威风镇住了卡车司机，那卡车是通县一个修车厂的，交涉结果，吉普由卡车拖着，到通县去修。到了通县，天已大黑，我们两个被押罪犯成了旁观者，看卡车司机满头大汗，给吉普治病。大约费了一小时，吉普能发动，押差宣布今晚开回北京，明天上午换车再开天津。此时人人肚子里在唱空城计，解差发令在东单转角一家饭馆停车，解差和司机占一桌，犯人占一桌，装饱肚子后，解差头子关照犯人各自回家，明天上午再到美院集合。这一晚本该有思想斗争，怕睡不好，无奈身子在严冬的风寒里受冻，又受了吉普的颠簸，疲乏已极，反倒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那辆伤车不见了，换上另一辆大吉普。一路好太阳，近午进入天津市，直往市北开，开进河北艺术学院，由那个天津造反派把我两人送进一座教学楼，塞进一间已住了四五人的牛棚，双层铺，蒋睡下铺，我睡上铺。情绪稳定后，我俩向老住户打了招呼。原来这儿是天津市文艺界的总牛棚，其中有几个熟人，如河北省作协的××，美协的××，艺院教师××，再一打听，我二人此行任务是在河北美术界反动派斗争大会上作示范。借重我们二人是北京老牛鬼，资格老，尤其因为我是全国美协的老牌副主席，和天津美术界素有联
系，和几个头头关系密切，把我押来领衔挨斗，一则显示天津造反派的气派，二则威慑天津牛鬼蛇神的反动气焰，三则犹如大剧场邀请名角登台借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价值。谜底揭开，我们心中石头落地，情绪稳定了。在这牛棚里，我和蒋是客人，又是老人，年轻牛鬼以主人身份接待我们。我们把粮票饭费交给他，三顿饭由他向食堂打来。这种反动阶级友爱的表现，在北京牛棚里是非法的。前面提到过，1966年住牛棚时，国画系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包下十个男女厕所，我们互相合作，干得干净利落，造反派讽刺我们，说我们“团结友爱”，便叫我们挖反动思想，批判这种反动的“阶级友爱”。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2）
几天以后，那个河北美术界斗争大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七八个本地牛鬼，加上我和蒋兆和两人，排成一行，站在台前，个个戴上纸糊高帽，我的帽上写着“美蒋少将特务叶浅予”，蒋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蒋兆和”，其余的人顶着什么牛名，记不清了。会上，一个个轮着批斗，其中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斗完后立刻由公安人员给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第二天天津的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有名角客串的斗争大会，叶浅予的臭名传开了。
回北京不久，叶浅予也被送进监狱去了。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所谓“斗批改”阶段，准备清理阶级队伍，美院的牛棚已经解散，牛鬼回到各系，由本系的造反派派人管理，进行筛选，把问题最大最多的人筛出来，确定为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去交国家管理。毫无疑问，叶浅予不但是国画界的头号反动派，也是全美院的头号反动派，从此以后，我的地位升了级，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监狱里住了七年。
1967年夏季某晚，我被叫去提审，主审者是××造反派的高级参谋，另一人是记录。这个×××曾经管过全院的人事档案，反右时期江丰之被划为右派，社教时期陈沛之被指为走资派，主要是靠他抛出的档案材料。社教后，他被调来当国画系支部书记，他手上有叶浅予的黑材料，社教时我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系里批过一通，由于社教运动坚持只整党内不整党外的原则，原已整好的黑材料没被抛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我就在邢台四清前线被揪出来斗争了。我心里纳闷，那晚斗争会上，抛出那么多材料，究竟从何而来？等到1967年美院造反司令部把原社教工作组成员揪来美院，拘留了几天，追究包庇黑帮的阴谋，他们才在国画系交待了包庇叶浅予的实情。原来国画系早有一本斗争叶浅予的黑材料，1964年社教时被压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抛出来。这时×××是红旗造反派的幕后参谋军师，这晚由他出场主审，主要是追究我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逼我交待我和国民党军统的组织关系。我的回答是：“我是美军请去的，任务就是画宣传漫画，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日军在华东的据点；至于和军统的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方面的雇员由蒋介石的军统发工资。”
×××说他为我的问题跑遍全中国，搜集材料。他指着我的鼻子问：“你的工资比国民党少将拿得还多，为什么？”我说：“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国民党的少将。”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谁都知道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军政机关，那个时期大后方的抗日军政机构都按国民党军政机关编制行事，在三厅工作的人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是当时的政治部副部长，由他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三厅能是反共的吗？至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画漫画，任务很明确，是抗日，决不是反共。至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见我，也是为了要我好好和美军合作，为中国人争面子。他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虽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但不是共产党，才敢于聘请我为抗日工作效力。他们给我少将薪金外加津贴，所以比一般少将拿得多。我是他们的客卿，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你们拿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那时的社会关系，实在太迂。不过，你们要怀疑，我也没办法。这一晚，兜来兜去，就是想把我打成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经我摆事实讲道理，整得我精疲力尽，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审判到半夜，他们饿了，拿出预先备好的冷馒头啃，我却挺着，将近拂晓，三个陪审官都有点支持不住。×××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愿意这么审你，虐待你，我们也是很疲劳的。”意思是我不能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