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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人生的心路感言，也启发我们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一定要真心付出，要有自己做人和做事的“格”，因为有“格”才有内在的定力，才能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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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与尘世结不解缘
林语堂
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起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期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韬洛（thoreau，通译为棱罗——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着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知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一种特殊的、专门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还觉得不够飘渺抽象，更拿什么“精粹”、“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字，冠冕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作者简介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心香一瓣】
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位的。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过分看重精神，往往脱离实际，夸夸其谈，骄傲自大，这正是本文所批判的。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崇高，因为正是它们共同创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劳动，不能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轻视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样才能享受和谐的生活。
一句话，唯有舍弃高傲，脚踏实地，回归本真，才能与万物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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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关于死亡
＇奥地利＇弗洛伊德孙凯祥译
人生就像是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
我们当然有着思想准备，把死亡看成生命的必然归宿，从而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欠大自然一笔账，人人都得还清账——一句话，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而实际上，我们则习惯于用言行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我们总是想把死包藏起来，秘而不宣。我们甚至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想到某事就像我们想到死亡一样。”当然这是提倡自己死亡时，自己能看得到，我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
至于他人之死，文明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当着别人的面提起。只有儿童不顾忌这些条条框框，他们肆无忌惮地互相威胁对方会死，甚至当着心爱者的面谈论死亡。比如：“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太可惜了。
不过，你死了之后，我会做这，做那。”如果别人对自己不坏，文明人是不会谈论甚至想到别人死亡的，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不会谈论这人的死。当然，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敏感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破灭打垮了。于是，我们习惯于强调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众多人同时死去对我们来说特别可怕。我们对死者本人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出敬意一样。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死者宜隐恶而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在墓碑上，只写下被对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崇敬更为可贵，甚至胜过对生者的尊敬。
文明人这种惯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心爱的人——妻儿、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爱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种行为表明，我们似乎也像阿什拉部族的原始人一样，心爱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须跟着去死。
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态度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之中，对生活本身孤注一掷，生活便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这正像美国人调情一样，从一开始双方就知道，一切都会十分顺畅。这样的调情与欧洲大陆式的谈情说爱刚好形成对照。在欧洲大陆，谈情说爱的双方一开始就须记住引起爱情的严重后果。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不敢从事带有危险性然而又是必须做的工作，诸如在空中飞行、远征到他国、实验爆炸物等等。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我们总是从一切事情中排除死亡，也随之排斥了很多东西。
所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