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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46座，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北宁等铁路线。自8月11日至9月22日，晋冀鲁豫解放区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据点数百处，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至9月底止，山东解放区解放县城46座，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使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都处于包围之中。华中新四军从8月9日到9月2日，解放县城32座，重要城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4；000余人。
历史告诉我们：胜利是从战斗中获取的，只有通过正义的战斗获取的胜利才是永远值得纪念的。红色延安的八一五红色延安的八一五
八一五胜利日对于红色延安来说，是必然要到来的，但却不是意料中的；是值得庆贺的，但却不是和平的开始；积极地、主动地打击日伪军，但在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时候却非常被动。红色延安是如何适应这一迅速变化的时局，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红色延安以及它领导的解放区是如何欢呼这一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是怎样一种“狂喜”？红色延安是如何做好它的诸种战略性准备，在与宿敌蒋介石政府的角逐中决定“沉浮”呢？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最后一战（1）…（图）
缴获日军武器 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先后对日本广岛、长崎实施了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百万红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这时，中国战区的进程迅速为之一变。
8月9日，边区政府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盟国表示，红色延安领导下的近一亿人民的解放区，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全力以赴地配合红军及其他盟国军队开展反攻，消灭日本侵略者。同时，中共中央对解放区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际，准备大规模内战。此前的胡宗南部队进攻爷台山阵地就是一个前兆。因此，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方针，应放手于发动群众，坚持与发展各地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闽、粤、赣边是将来内战国民党与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所以现在就必须加强一切必要的准备。这一天，华中新四军在陈毅等的领导下，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皖江、苏浙、皖南分八路大军向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苏联对日宣战》，向人民指出，苏联对日宣战将加速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对远东战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苏联的参战更造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空前有利的新局面。社论号召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攻，切实配合盟军作战，切断敌人的交通，攻占一切可以攻占的城市和据点，猛烈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沦陷区的同胞加速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全中国同胞要一致团结起来，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制止内战危机，动员一切力量，与苏美英盟邦并肩进军，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这个社论基本奠定了“最后一战”的战略思路。
8月10日，苏军解放满洲里及呼伦。蒙古政府对日宣战。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请降。是日24时，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所有抗战部队，向驻扎在附近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器投降。日伪军驻扎地区应予接收，并实行军事管制。凡有反抗，均以汉奸罪论。这直接定下了“最后一战”的军事目标和军事定位。是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命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敌占城市，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晋绥冀解放区八路军分八路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曾生命令华南抗日纵队分六路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最后一战”正式开始。
8月11日晨8时正，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开始就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然后命令其指挥下的东北军三支部队，八路军一支部队，立即撤离目前在内蒙、河北和山东的阵地以及东北、内蒙边界的根据地，向东北进发，进攻日军。在东北军的三支部队中，有一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张学思——张学思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战的民族英雄张学良的弟弟。这四支部队进入东北，在东北沦陷区建立新的解放区，是“最后一战”实现全国战略的关键一步。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中，朱德又接连发布了三号命令。前两号命令事关华北大局，第三号命令则给出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实现“最后一战”的基本战术。第三号命令事关配合向南进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作战，要求贺龙在绥远的部队和聂荣臻在内蒙的部队向北进军；第四号命令要求重整山西解放区，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省内一切抗日部队，解除敌伪军的全部武装，并“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第五号命令要求铁路沿线及其附近重要交通要点的一切抗日部队向敌伪军发起猛烈攻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
8月11日12时，朱德又发布了第六号命令，指令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和他的副司令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这是“最后一战”中要实现的国际目标，不光要解放中国人民，还要实现红色延安的国际目标。
8月11日下午18时，朱德发布了第七号命令。这号命令既是在实现战役目标后的进一步战略性要求，同时又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战术要求。他指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在接管敌军占领的城市或据点后实施紧急军事管制制度；划出安置战俘区域，逮捕和登记战犯及汉奸；控制一切军事机关或公共团体，包括兵工厂、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和要塞，严禁自由出入；控制船只、火车、军用汽车、码头、邮政、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机关，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控制所有军用和商用机场及其仓库；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一切反动分子，将敌探和汉奸交付军法处理；当地抗日武装组织应归地区卫戍司令指挥。他还要求一切抗日部队，宣布凡有私藏敌伪分子、分散武器等行为者，决予严惩。“严禁奸商囤积操纵”，抗日部队应管制粮食、煤炭和水电。这些措施为“最后一战”提供了战略、战役性保证。
命令一经发出，解放区数百万人行动起来。上百万的抗日军队展开了全局性反攻，近一亿的人民开始行动起来，欢呼属于他们的胜利。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朝鲜独立联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分别致电他们的分支机构，号召朝鲜和日本的士兵及居民向抗日的中国人民军队投降。”
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8月11日，新四军军部陈毅将军命令华中日伪军立即投降，一切武装、物资须交新四军处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提出最后通牒，限其48小时内投降；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部贺龙、李井泉向晋绥解放区境内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限期投降；罗荣桓司令员命令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分五路向青岛、连云港、烟台、威海以及胶济、津浦、陇海路等地日伪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东北的抗日联军，紧密配合苏军作战，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但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于此时发出了要求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而同时却要求他的嫡系部队积极向前推进，伪军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蒋介石国民党蓄意要夺取人民胜利果实，挑动内战了。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最后一战（2）…（图）
投原子弹的人 8月12日，新华社记者发文驳斥蒋介石昨日的命令，指出国民党宣传部发言人认为朱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的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寻找借口，以便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此时又有可靠消息传到延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