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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然对此仍非常不满，并断定毛泽东不会来渝，这样就有理由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解放区和中共方面，于是23日，在收到中共复电之后，再次致电：“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给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小礼堂召开会议，向到会的同志讲明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
8月28日毛泽东奔赴重庆，方纪的不朽名篇《挥手之间》这样记载：“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9月3日，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深度阅读书目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美）冈瑟·斯坦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张荣华著：《历史审视与现实评说》，济南出版社，2003年
王真著：《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中共的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肖一平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8年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山城重庆的时候，国民政府保持了沉默的态度。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什么对这一胜利持缄默态度？国民政府在面对迅速到来的八一五胜利是如何行动，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行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人民又是如何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呢？面对外敌的失败，国民政府将走向何方？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1）
对国民政府来说，当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他们在沦陷区尚无一兵一卒；虽然在大后方美国已经开始训练并装备国民政府军，并为他们提供美式装备，但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胜利虽是企盼已久的，却令国民政府措手不及。
战争的后期，国民党部队基本上都已经撤退到大西南，另外有94万大军层层包围着中共延安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经过日本1944年的“一号作战”，国民党部队尽量避免同日军的直接作战。而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无法直接面对面地向日本军队纳降，无法立即把它的有生力量投入到接收、受降中去。
国民党的既定方针还是继续反共，就在日本宣布胜利的前10多天，即1945年7月27日，胡宗南部队借口“淳化民变”事件，向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的爷台山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威胁延安。
但局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显然，日本就要败亡了。最为关键的不是立即向共产党挑衅，而是要接收失地了。
因此，当8月10日得知日本就要投降的时候，国民政府加紧了战略的重新部署。
8月11日，蒋介石政府预料到日本不久将正式投降，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以统帅名义下令给解放区的共产党军队，要求其“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却同时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切勿松懈”；第三道命令要求沦陷区的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这三道命令构成了蒋的接收战略：一方面要求他所属的所谓“中央军”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向前迈进，抢夺胜利的果实；一方面要求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日的共产党军队停止反攻，把接收任务留给他的嫡系部队；同时，要求曾经在1942年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叛变投敌的伪军恢复国民党军队番号，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8月12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得向解放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缴械。
在此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向同盟国寻求到了支持，也得到了接收的合法权力。美国对华政策从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起，就已经定位于“扶蒋”上了。而斯大林在其领导的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也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
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换取苏联政府的军事物资援助以及日本投降后能够顺利接收东北，国民党丧失了中国的四大利权：一、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这一天，蒋授权王同苏联莫洛托夫部长交换了照会。
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这一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急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要求日军投降的六项原则。他命令日军停止军事行动，但“可暂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冈村宁次对此反映非常积极，不久即电告蒋介石，他已经从南京城撤到郊外，并留部分骨干维持城里的和平秩序，等待着蒋的部队去接收。
这一天，国民政府公开与南京伪政权合流，任命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绥靖司令，郝鹏举为第六路军总司令，任缘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其中，周佛海、罗君强、吴化文、任缘道等都是曾经投降过日军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有了这些人的帮助，国民政府接受了30万伪军的“反正”，开始扭转在接收方面的不利。
这一天下午，蒋介石的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8月16日，针对国民党发言人的污蔑，毛泽东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说蒋“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毛泽东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并戴在蒋介石的头上。
8月17日、18日，国民政府表示对日本人要“仁爱”。中央政府系统在北京、上海的报纸都已经复刊，在其第一期报纸上，刊载了大量主旨在“勿以暴力代替暴力”的社论。国民党任命的上海市长蒋伯诚、副市长吴绍澍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8月21日，在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受了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将的投降。芷江受降，拉开了蒋介石政府受降的帏幕。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2）
8月22日，国民政府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将军与美国柏德纳将军、王武上校前往南京今井武夫住所，开始设立南京前进指挥所。并就军需物质装备接收、美军战俘现状、待遇以及确定日本投降正式签字仪式等问题。冈村宁次决定将所有军需装备送给国民党，为其“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以利其复兴”。
8月23日，何应钦给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说中国境内的非法武装组织，如果不经国民政府同意就擅自向日军追缴武器，应负责作有效的防卫，并要求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者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日军遵循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