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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 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 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著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昆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像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 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之所以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滢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 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 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解放军兴废记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是比形势还大的东西，一直到了胜利后一年间它都在于国民政府这边，可惜好笋茁在篱芭外，变成了解放军，这要怪国民政府的篱芭太迫窄。
时代的气象的话似乎空洞，要曾经身当其境的人才会晓得。日本军初降伏时，沦陷区曾有豪杰之士早看到了重庆的人回来将会怎样，他心有不服，要在武汉起兵延阻接收，渐退保湘鄂赣边境三角地带，以待天下之变，可是见了那时真有天亮了的那种空气，清冷如新年，一个浩荡的世界正在开始，不可以人力智谋去干涉它，他也只得罢了。那时是连中共亦被慑住，毛泽东才不得不应邀去到了重庆，因为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东西只可以深夜里在丛祠傍篝火狐鸣，而那时则是青天白日。
可是国民政府胜利回来第一就办汉奸罪，中华民国的新气象在于重庆来人成了只是骄傲气焰，程度至于连沦陷区的人民都被征服，被看作应当抱愧带罪的伪民，他们刚才遍地放炮竹打锣击鼓庆祝是白欢喜一场。从来得天下在能受降。前此湘军即能受降太平军，后此解放军亦能受降国府军，惟独这次国民政府对汪政府的人犯了杀降不祥的大错。 其实抗战之所以胜利，岂单单是大后方的功劳？
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如此不乐，连灯市会市都怕引惹路人观看，影响治安，像温州城里三月三栏街福，五月五击鼓划龙船，行政专员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真不知堂堂国民政府何以要自居于向隅之戚，且要民间也陪他不乐。而后来解放军打锣击鼓渡长江，便好像是端午节的划龙船，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况礼乐的乐是一代的气运所在，怎么可以这样的授给了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亦自己不知道。从来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气。
中国史上的好朝代皆是兴于乐、立于礼，礼是制度之节合于乐之和，故对制度而言，是成于乐，而礼乐并言，则亦可说是成于礼，如武王作乐，但至周公制礼而后乃成定。国民政府胜利了后失了乐，他亦就无可以之提高制度使之成为礼，而且他连单单建设新制度亦不能，这就被人看得他是没有作为的了。
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在抗战时期已有出现，胜利后亦惟须依顺这自然的现象与趋势而成定之，便是一代的典章文物了。可是国民政府都不做，亦惟在惩办汉奸与防共反共。例如减租减息，战时已是既成事实，胜利之后若要像北魏时的制定均田或分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国民政府对于这样的事连态度办法都一点不表示、所以农民去投了解放军的。
又如劳资关系的平等亲善，及扶持中小企业的活泼健康，皆在战时已有这样的事实，胜利后只要顺以立制，可以比美国给日本败战后行的革新更好更自然的，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做，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银行资本独裁及运销统制。胜利后法币连续暴跌，成了国民政府败北的主因之一，虽然不无物资短缺之故，其实还是由于民间产业在战时的活泼又被这些统制政策阻塞隔绝了。
其他如中央地方、朝廷与士，亦皆战时己出现了新关系的，可是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惟知恢复战前造作的中央集权，因缩军整编的不公平，而有傅作义的以华北降兵，及在武汉桂系军的不合作。战时的参政会，不管其制度如何，它到底是有“天下事与天下士共之”的意思，且性格近于历朝开国英主的幕府，但胜利后参政会成了国共的调停者，这就失却它的幕僚性格，又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代替参政会，都是太落实于民主的做法。说幕僚似乎对士不敬，但这不是家臣而是王佐。只要有王者兴，即起兵时士在幕府，开国时士在朝廷，至于幕府的形式，则为孙中山先生时的国民党部或大元帅府，或抗战时的总司令部与参政会，皆无所不可，朝廷的形式，亦为国民政府或其他，皆无所不可。又幕府与朝廷采用民主制度或否，亦随时势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