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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触动了人们感怀的心灵，一首首悲歌被缓缓地吟唱着：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薤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七哀诗》
董卓入关，战鼓渐息，义旗飘散，关东联盟自行解体，以函谷关成为双方默认的分界。关东牧守正在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互相争斗着，以“实力”为中心的多元格局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澄清，而这就是士人在群体价值理想遭到毁灭之后，基于自身生存利益，由消极的怯懦走向普遍强权的必由之路；关西则处在武人的压制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士人生存的空间，但残留在长安的洛阳旧臣却思图生机的再现。缺少了关东士人武力的支持，旧臣们会有所作为吗？
旧臣中，如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等人就形成了秘密的结社，密谋诛杀董卓。种辑，事迹不显，可能与种嵩、种劭同族。荀攸、郑泰、何颙、伍孚，都是何进招揽的海内谋士，是诛杀宦官的谋主。在董卓进京后，郑泰、何颙又受到董卓的信赖。他们原本就与袁绍等关东士人有着密切关系，把董卓视为敌人，并不奇怪，而且这可能就是此前周毖、伍琼行政中诛除董卓的在朝中坚力量。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孕育着一种“另类”的倾向，这在他们的谋划中就已经表露了出来：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挟王命以号令天下，桓、文之举也。（《三国志》卷一〇《荀攸传》）
刺杀董卓是任务之一，而杀董卓后的安排却是隔绝东西，视天子为傀儡，“挟天子”以争霸天下，关东士人已非故友。看来，士人阵营的分裂已不仅仅是关东士人对洛阳旧臣的舍弃，而荀攸等人表现出的对天子的态度，即将成为一种政治思想潮流。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2）
荀攸等人要刺杀董卓，得到了老臣们的赞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也参与其中。荀爽，不必再着笔墨了吧。然而，在迁都时保持低调的他，为何要舍生就险呢？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相差太远。或许是因为，远离了关东武装，身陷死地，自觉时势不会逆转，苟活于世已无意义，不如拼死一搏？王允，当年何进幕府中一员，在董卓面前，很懂得隐藏自己的信念，董卓也就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黄琬，名公黄琼之后，在迁都之议中站在董卓的对立面，受到打击，被罢官，到长安后，做了司隶校尉。
作为刺杀董卓计划中的一步，王允与黄琬、郑泰谋划了一次大胆的人事调配，由王允向董卓直接提出，此事见于《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
（王允）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
谋求武装，对抗董卓，就是这次谋划的核心。但董卓对此，戒备十足，虽然有堂而皇之的旗号，但是与武装沾边，又与当年韩馥等京官外任地方有着雷同之处，董卓绝不答应。王允等人的计划随之流产。
而激进的士人已经无法抑制仇恨的心情，毅然走向了杀身取义的道路，侠客伍孚就是他们的代表。
一日，伍孚内着小铠，在朝服内暗藏佩刀，去见董卓。一番言语之后，伍孚告辞离去，董卓送至门口，就在此时，伍孚拔出佩刀直刺董卓，怎奈董卓出身行伍，身手也颇为敏捷，遭遇突变，却也能避开这致命一击，伍孚则被董卓手下拿下。董卓对此大为不解，问伍孚：“你想造反不成？”伍孚此时也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腔激愤，他说：“你我并非君臣，何言造反？你乱国篡主，罪大恶极，今日诛杀你这恶贼，恨不得将你车裂于市朝以谢天下。”然而激愤的言行终究没能挽救东汉政治的颓败，伍孚的热血也未洗净这沉沉的黑夜。这时的董卓手握杀人的屠刀，做着足谷翁的美梦。
杀贼：王允下出的一步险棋
自从入关以后，董卓不再去理睬关东新士人的举动，而新士人之间的拼杀，使得他们也暂时忘记了偏居长安的汉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董卓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建设。先是在长安城以西的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东）建了一个高大的“万岁坞”，在里面囤积了足够消费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我足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了。”对还在残喘的汉政权，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阳时，放任士人去操纵日常的行政事务，在长安，汉臣们都要去董卓府上汇报自己的工作，董卓这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尊贵的称号，诸如“太师”、“尚父”，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七八岁的幼童都封了侯。刘姓的汉室实际已经淹没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时的汉中央政权似乎已经退化为一个在董卓摆布下的区域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其心理还是值得玩味的。
关于此点，可以从董卓和汉末大名士蔡邕的两次对话中寻找到一丝踪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师，又想让汉献帝称自己为“尚父”的时候，蔡邕对他说：“过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辅佐他去征伐无道的殷纣，天下人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称他为‘尚父’。董公，现在您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还需要等到平定了关东，还都洛阳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啊！”
第二次是长安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发生的原因，蔡邕说：“发生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在人间就表现为大臣专制。董公乘坐的青盖车，大家都认为它与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3）
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