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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要的是，在对拜伦等富于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因为鲁迅自觉地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所以他远离了“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尼采，而倾向于“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拜伦。他在拜伦的作品和性格中，不仅看到了“遇敌无所宽假”、“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反抗精神，也看到了他“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只身援助希腊独立的对人民同情的态度。鲁迅介绍拜伦时说：“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坟·摩罗诗力说》。这些概括拜伦的话，也可以用来说明鲁迅自己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它包含了同情人民不幸的命运和愤激于他们缺乏反抗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以“怒其不争”为核心。“怒其不争”，有鲁迅对人民群众觉悟和反抗缺乏了解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的心情。鲁迅痛斥那些“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的人们，指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坟·摩罗诗力说》。，强调斗争的诗歌在唤醒人民觉悟，鼓舞人民爱国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用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就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坟·杂忆》。。用文艺唤醒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和反抗精神，这正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精髓。在这一点上，鲁迅远远超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