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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11卷；第79页。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论鲁迅的人生哲学（2）
鲁迅所说的“爱人”，“为别人做事”，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憎人”，“为自己玩玩”，“希望生命从速消磨”，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本文前面谈到的对人生感到空虚、悲观、绝望，也都根源于个人主义。
这里所谓“个人主义”，并非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更不是追逐金钱、地位的卑劣思想，从哲学意义上说，鲁迅的个人主义大约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个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鲁迅前期对国民的弱点看得较多，深感群众的麻木、保守、上层社会的堕落，最大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他认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进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其关键又在于解放个性，发扬个人的“自觉”、“自尊”、“自大”。但是如何改革？从何着手？靠谁来改革？鲁迅当时对这些问题不免茫然，他认为首先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但是“留心看看”，“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似乎不多，连青年们都很消沉，整个中国像沙漠一样，因此他深深地感到寂寞、孤独以至于悲观、绝望。
其次，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还包含“个人的无治主义”。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上就是说“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后来此信收入《两地书》，才将“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即“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以个人反抗的方式去同旧社会进行斗争，不赞成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便是“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他曾以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害，终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此外，鲁迅的个人主义有时还表现为独善其身的消极避世思想。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鲁迅尽管不同于士大夫，但当他竭力为社会做事，结果不仅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种种打击迫害的时候，除了愤激之外，有时也不免产生消极避世的念头，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我们还是躲到什么村子里去自己玩玩吧。
以上三方面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鲁迅人生哲学中“人道主义”的对立面。
鲁迅思想矛盾中的主导方面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我们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特定的涵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宏观上看，人道主义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他早在1918年给友人的信上就说：“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温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得傺而死。”《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8页。在杂文《不满》中又说：“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鲁迅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人道主义就是从人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世界。它不仅与爱国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且倾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他常说的“爱人”，反对“将人不当人”，要求尊重人的价值，疗救人的疾苦，尤其“要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现状”，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减轻人间苦”。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就是鲁迅的人生目的。
广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已经存在了600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鲁迅也不例外，但他的观点又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人道主义者。
第一，鲁迅强调“爱人”但绝非“博爱”。他爱闰土、祥林嫂，对赵太爷、假洋鬼子则深恶痛绝。正因为他对被压迫者爱得深，所以对吃人的礼教与黑暗社会也恨得特别强烈。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为了揭露反动统治者怎样“将人不当人”，尤其是给人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
第二，鲁迅对被压迫的奴隶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奴隶应当觉醒起来，克服自身的弱点，通过反抗、斗争去挣得人道，决不能乞求别人的怜悯与施舍。到1925年以后，他在继续强调思想革命的同时，进而主张用“火与剑”去改革社会。
第三，对于鲁迅来说，人道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或理想，更重要的是实践。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努力以实际行动为别人做事，为大家谋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鲁迅全集》第11卷；第249页。
总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特征，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而又向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鲁迅前期世界观（包括人生哲学）的核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前期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有着互补关系，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经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五四时期仍然强调先要改造国民性，解放人性，才能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实现人道主义理想。因此可以说他前期的人道主义并非集体主义而是与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实践证明，个性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鲁迅大声疾呼改革国民性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尽力为别人做事，结果却遭到责难与迫害，使他感到孤独、愤激之余想要报复，这就同人道主义发生了矛盾，于是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抬头了，悲观主义加深了，而人道主义思想却消沉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由于鲁迅的民族使命感和人道主义思想极其深厚，已经化为他的血肉，所以他经过激烈的斗争，两种思想“消长起伏”，最后还是人道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促使他继续前进。
1927年以后，鲁迅终于在事实的教训之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学会了辩证法，在反革命的“围剿”中英勇奋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人生哲学（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他的整个世界观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时代：从18岁到30岁以前。鲁迅作为一名寻求个人出路而又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开始形成自己的以奋发、进取、乐观、向上为基调的人生观。如他在1900年写给弟弟的诗中所说：“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此处所谓“文章得失”，可以看做是泛指人生前途，“不由天”，就是要弟弟们努力奋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03年，鲁迅东渡日本求学后写下了著名的《自题小像》，“我以我血荐轩辕”，不仅表达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决心，也标志着青年鲁迅人生观趋于成熟。
不过，鲁迅与当时其他青年有所不同，他一方面深切感到国家积弱受人歧视的痛苦，另一方面由于家庭“从小康到破产”，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早就刺伤了他的心灵，因此鲁迅思想感情比一般青年更加深沉，具有较多忧郁的色彩，在乐观之中蕴含着悲愤感伤的因素。
中年时代：从30岁到45岁。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个人的遭遇也日益艰难，这个时期鲁迅思想上悲观、颓唐的因素逐渐增多。早在1912年所写的《哀范君》三章中就发出了“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的感叹，甚至悲愤地说：“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把自己的生命也看得无足轻重。
1923～1925年上半年是鲁迅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苦闷的时期，面临着生活上、精神上的严重危机，有时发展到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