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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家和诗人的敏锐、深刻和想象力。许寿裳先生说鲁迅的“观察很敏锐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无所遁形”，他的文章和谈吐都充满了丰富的机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张定璜称赞鲁迅冷静的头脑和尖锐的眼光往往能由表面的细微看到事物的“根本”，揭示出在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冷静是鲁迅气质的外在表象，出于热烈的爱憎之心而对生活的敏锐和洞察，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揭出事物的“根本”和“永久的悲哀”，才是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独具的精神特征。鲁迅具有如冯雪峰所说的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必须具有的政治思想的和诗的双重敏感与深邃。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2）
三
鲁迅踏上文学道路的起点，就表现了他对中外文化传统中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特征的诗文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兴趣。他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传达了一个热血青年炽热慷慨的内心诗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他译介雨果的《哀尘》为被损害者的灵魂发出不平的呼叫，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的《自题小像》一诗是青年爱国者血的誓言，旋流着中外传统中的反抗与献身的诗人的声音。他生活在一个需要浪漫主义诗人的时代气氛中。对于祖国和民族命运的热烈关切，对于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挚同情，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使得鲁迅与时代的要求和气氛相一致，选择了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谱系作为自己呼唤精神界战士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符合时代最进步思想潮流的需要，也契合和激发了鲁迅自身的诗人气质。这种摩罗诗人的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应的潮流相融化，构成了鲁迅诗人气质精神系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侧面。
鲁迅对于人类精神世界存在的诗感的普遍性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不认为诗感是少数天才独有的奇物；认为诗感是人人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形态，“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坟·摩罗诗力说》。，人们对诗人的作品产生共鸣和感动，就是这种诗感作用的结果。诗人的责任就是怎样以自己的创作，来拨动人们情感的共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鲁迅建立了“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样诗歌观念的核心。鲁迅的诗人气质和审美追求，就是以这种理解为智性基石的。
鲁迅在比较中审视了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中同样存在的两种对立的诗歌观念，探讨了这种诗歌观念与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关系，从而确定了自己艺术选择的基点：力。就内面看，他以反抗挑战特征最强的摩罗诗人精神为参照系统，对中国几千年的诗歌观念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断然否定了老子“不撄人心”的奴隶哲学和儒家倡导的“无邪敦厚”的诗教传统，努力在屈原、陶渊明、魏晋文学及至浙东先贤代表的爱国愤世诗人系统中寻找一种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力。就外面看，他对西方以柏拉图代表的维系人类普遍观念中传统的道德与秩序为标准的诗歌观念也作了否定：“柏拉图建神思之邦，谓诗人乱治，当放域外”，中国传统诗教的“无邪之说，实与此契”。鲁迅认为这两者都是毁灭诗的“权术”。在这种双重的否定中，鲁迅选择了中外摩罗诗人代表的叛逆精神和诗歌观念。
应该说，鲁迅的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充满智性和热情的选择。然而鲁迅内在的感情和诗人气质的共鸣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鲁迅留学之初写下的《自题小像》不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也透露了他丰富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他青年时代慷慨激昂的革命激情和这种丰厚的诗人气质相汇流，使他自然地与中外敢于反抗挑战的浪漫主义诗人谱系产生了一种精神上和诗感上的共鸣。鲁迅后来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摩罗诗人精神引起鲁迅内心精神和诗人气质上的共鸣，是一种自然的事物。
就西方文化传统来说，鲁迅选择了摩罗诗人谱系做为自己精神的偶像。他的诗人气质表现了与摩罗诗人的一致性。他对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这个诗人系列，不仅是一种理智上的介绍，更是一种感情上的相通。鲁迅后来 说，“他们的名字，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以至多年以后，还时时在他的“眼前出现”《坟·题记》。；五四以后，他还清楚记得怎样读了拜伦的诗而“心神俱旺”《坟·杂忆》。；爱国诗人裴多菲和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更是他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甚至多年后还在《希望》这篇散文诗中以裴多菲的作品来抒写自己内心的诗情。这内在情绪的“激昂”和“心神俱旺”，以致诗感上的相通，绝非仅仅接受一种精神影响，而包含了更多的诗歌感情与气质上的交流的。气质是一种属于内心世界的东西，有不易改变的凝固性与稳定性。虽然在五四以后，鲁迅没有青年时代那种“慷慨激昂”了，又由于关注病态的社会与人生，努力揭示社会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艺术创作方法上转向了现实主义。然而艺术方法的转变和拓宽不等于个人气质的更新或消失。就气质与精神来讲，鲁迅的性格和作品中，我们仍然可双寻找到摩罗诗人灵魂的强大的影子。摩罗诗人的精神和形象汇进了鲁迅整个精神气质。由“狂人”战斗的呐喊，经过坚韧跋涉的“过客”、永远举着投枪的“这样的战士”，到屹立于全部杂感背后凝聚着大爱和大憎的“民族魂”的形象，可以说都闪烁着拜伦式的摩罗诗人的精神光辉。这些精神“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冀的是解放”，不仅“在二三十年前是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就是在几十年后鲁迅的精神与气质中仍然燃烧着这复仇与解放的烈火。艺术方法的拓展性与精神气质的不变性，在鲁迅身上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鲁迅同样表现了大胆的否定和大胆的吸收的统一。他从自己的气质和民族的命运的视角来选择传统的文化层次。历代反抗诗人首先进入他的视野，引起他的深爱与共鸣。孔孟之道的书他读得最多，对此他表现了从理智到感情上的反叛。相反，“由于遭遇上的同感和对社会的大胆的叛逆的同情，与乱世时代的诗人们起着精神上的共鸣的”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他同中国文学上具有伟大社会热情和叛逆精神的诗人们有着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系。
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屈原的《离骚》和拜伦的诗、尼采自传、希腊罗马神话一起，成为鲁迅最喜爱的作品。屈原的崇高人格与整体精神，和被鲁迅誉之为“托讽的杰作”的《离骚》中许多诗句，引起鲁迅精神气质的极大共鸣，成为寻求真理愤怼现实的一种寄托。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明显看到鲁迅在屈原身上寻找与西方摩罗诗人精神共性点的努力。此外，魏晋诗人陶渊明、嵇康、阮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代表的讽刺小品，以及沐浴鲁迅长大而反转来他又对之抱有深厚情感的浙东富于反抗复仇和爱国精神的先贤们，都曾引起他的敬仰和情感上的共鸣。他最理解陶渊明在宁静的诗风背后存在的“刑天舞干戚”的“猛志”。他视嵇康和阮籍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骨气的诗人。曹聚仁甚至说“鲁迅可说是千百年来嵇康阮籍的第一个知己”曹聚仁：《鲁迅评传》。。冯雪峰也认为，从鲁迅青年时代和他后来偶作的旧体诗句看来，他和远古的屈原及魏晋诸大诗人，精神上“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冯雪峰在阐述这一论断时特别注意到气质的侧面。他说：“关于中国人传统的优良气质这一点上，看见鲁迅又特别反映了他故乡——浙东人气质上的某种优秀的传统，即由大诗人陆游，明末浙东诸文人，清末和民初的浙东诸革命先进和烈士所表现着的那种爱国的富有特征的气质的。”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