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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之间进行调停。他提出的“中欧无核走廊”曾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为此，他多次获得美国大学以及联合国机构的和平奖。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十七年后的思考
帕尔梅遇刺虽已过去17个年头，但仍是一桩跨世纪的“悬案”。当时我曾天真地想，若是帕尔梅首相不以平民身份去看电影，而是出门带保镖，所经路线分段戒严，电影看专场，就不会有这场悲剧发生了。随着对他为人了解的加深，我明白了他被害的深层缘由。首先，国内的反动派和资本家不喜欢他。1983年12月，他们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许多资本家坐着飞机在天上示威，反对他向雇主征收“职工基金”的方案。其次，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也不满意。越战期间，他曾激烈地批评美国，还亲自带队上街游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派核潜艇入侵瑞典领海时，他都对苏联提出了批评和抗议。此外，他还谴责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和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中国哲人曾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么多人不喜欢他，他每时每刻都面临被除掉的危险。难怪瑞典各界都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的国际谋杀案，是一起令人憎恶的恐怖事件。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在全世界张开了“反恐怖”的大网，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在猎捕疑犯的长串名单中，肯定少不了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随着反恐斗争的深入，这桩跨世纪的“悬案”定会真相大白，谋害帕尔梅的凶手终将被逮捕归案并绳之以法。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盲人部长断想（图）
瑞典有位盲人部长叫贝特·林得奎斯特。当今世界有几位残疾人做高官，我不得而知，只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坐轮椅的，埃及电影《忠诚》里塑造过一位盲人卫生部长，除此之外，便不知晓了。林得奎斯特当部长并非想出风头，当时的首相帕尔梅，曾征询过这位盲人的意见（当时他是瑞典残疾人协会主席），做一位大臣如何？林得奎斯特认为，个人荣誉事小，以实际行动证明残疾人与正常人一样也能担负国家重任事大。他欣然允诺出任社会事务副大臣，负责残疾人、老年人、年轻人家庭事务等三方面的工作，尽管为此他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时间与精力。他精通本国语言，会讲流利的英语，德文、法文的听力也不差。他每天从秘书的录音磁带里了解广播里听不到的新闻，每天阅读大量的盲文文件。他用手触摸读书的速度与常人一样快。遇到急件，秘书便直接读给他听，他考虑成熟后便交办下去。他经常深入基层，直接听取下属意见和群众呼声，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堪列诸位部长之首。故，慕名而来的访问者、求教者、记者接踵而至。 作为一位残疾人，如此自信、勤奋、上进，这使我想到了常人。某些耳聪目明、四肢健康、神智清醒的领导，却常常遇钱手软、遇大官腿软，遇困难身子软、得的是“软骨病”；而对群众的疾苦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得的又是“盲聋哑”症。相比之下，谁是废物，谁是珍品，谁是垃圾，谁是宝石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还有一些人一到了高位就找不到自己了，我看其中99％属睁眼瞎，真正的盲人，譬如这位部长，倒未必如此吧！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领事部里故事多（图）
1984至1988年，我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工作期间，经历了许多难忘的小事。 记得那是1984年9月，领事部从使馆搬出来了。随着中瑞关系的发展，双方的公务、商务及旅行人员越来越多，在门道设置的狭小的接待窗口，已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新址在距大使馆不远的巴尔德士街7B。房东是位政府职员，属中产阶级，住7A。两家共用一个过道儿和一个小后院。1985年新年，房东请领事部人员吃晚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踏进他家门。只见客厅迎面墙的壁柜里，摆满了令人眼熟的瓷器。一问，果真是中国造。主人介绍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还收藏了一件明朝和两件晚清的珍品。说着，他将三件珍品拿出来给我们看，在碗底上确实还烧制有出窑的年代。此时，我们才想起来带给主人的一幅竹帘画——熊猫。主人十分高兴地接过礼物，像欣赏名画一样将它轻轻展开。看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瓷器加上熊猫画，我的客厅更加中国化了。”然后，他话锋一转，补充说：“并不是我一家如此，以后你们多去些瑞典人家庭，会发现，有些家庭比我家更中国化呢！”逗得大家都笑了。女主人端来香槟酒，杯边还插着一枚红樱桃。小半杯淡绿色的酒，溢出了清香。望着那晶莹剔透的酒杯，主人的殷勤好客似乎就在这红绿相间的酒杯里。相互祝贺新年后，晚餐开始了。没有劝酒，没有让菜，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先吃开胃的蔬菜沙拉，然后就是正餐，鸡块烧土豆，外加面包黄油。正餐后上水果、蛋糕、冰激凌，最后是咖啡和茶。当时，我感到很奇特，这和国内过年尤其是过春节时的八盘八碗相距甚远，也和国内的猜拳行令、推杯换盏大不相同，似乎不像过年。很明显，房东一家属务实、节俭类型。但他们对晚餐的精心安排，确实让人心动：浆洗得平平整整的洁白的桌布，配上镀银餐具，一盆火红的圣诞花“开”在餐桌中间，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席间流淌着轻轻的瑞典民间音乐，像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走来的边歌边舞的少女。电灯全关掉了，烛光在餐桌上摇曳，像在叙述着瑞典人民辛劳的过去。大家轻声交流两国不同的新年（中方主要讲春节）风俗及各自的感受。那么轻松，那么自如，似乎一年的疲劳都被化解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家里过年。 房东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我们喜欢喊他贝贝。在后院的一角，养着一只小白兔。白天在后院草坪和过道里跑来跑去，不拴，到晚上才关进笼里。贝贝称它为白兔妹妹。贝贝每天从幼儿园回来，都要同它玩耍很久。也许是混熟了，贝贝和小白兔常常来领事部“做客”，有时是贝贝抱着白兔妹妹来，有时是分别来。忽然有一天，小贝贝冲进领事部，哭着说，他的妹妹丢了，问我们看没看见他的小白兔。我们也慌了，找遍了几个房间的角角落落，哪有小白兔的影子？我们答应下班后帮他再找，他才抹抹眼泪回家了。一连几天，没有了小白兔。孩子的眼窝下陷了，领事部也似乎冷清了许多。一天早晨，一位瑞典老人来办签证。进门就问：“你们知不知道7A丢的小白兔找到了没有？”我们忙回答，还没找到，并指着门口的电线杆说，寻兔启事还贴在那儿呢！老人笑笑说：“那好，明天我保证给他找回来。”并告诉我们保密。我们狐疑了半天，忽然明白了。从他填写的签证表中，我们找到了答案：他是郊区的农场主，家里很可能养兔子。第二天下午，贝贝抱着小兔子，飞似地跑进领事部：“我的小白兔妹妹回来了，它还认识家呢！”我们都暗暗地替他高兴。从此，送小白兔的老人不仅成了房东一家的朋友，也成了领事部的朋友。记得那年秋天，老人请领事部的人去参观他的农场。在那里，我们品尝了农场种植的专供西餐配餐用的小小土豆。它们一般大小，圆圆的，味道鲜美极了。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为“小妈妈”办加急签证
记得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匆匆闯进领事部，手里擎着一本英国护照和一份填写好的签证申请表，还有一张刚刚收到的中方邀请函（传真件），急火火地说：“我要申请加急签证，我是个医生，需要赶快去中国接伤员。”我们劝她别着急，先坐下来擦擦汗，我们会尽快审查完她的证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坐下了。我找出来国内发给领事部的邀请函，仔细核对，没有问题。同时，我也回忆起，数月前，一支瑞典登山队曾来办过团体签证，眼下，一位登山运动员摔伤了，急需接回瑞典治疗，这位女士就是被派去接伤员的。救人如救火，我们立即答应为她办加急签证。她很高兴，再三表示感谢。这是一位侨居在瑞典的英国人，我仔细查看她护照的有效期，核对姓名。突然，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起来：“你叫什么名字？”“小妈妈。”（英文为Little Mother）她斩钉截铁且笑容可掬地回答。“小妈妈？”我反问道。“是的，就叫小妈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