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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形势需要，舍其（讷亲）莫属。乾隆帝让讷亲远征金川，是由于国家军政财经严重形势的迫切需要，使他认为只有走此一着，才能使全盘皆活。张广泗统率三万大军，进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长达两年，竟阻于险碉，寸步不前。三军“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奏凯之日，遥远无期。经济上，军需浩繁，费用无限，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万士卒和两万多役夫，日需米面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后，兵卒四万和各色人员，将近十万，食粮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计算，从四川运至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还不包括对民间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万四千两，一月为四十二万两，一年为五百零四万两，如果加上官兵军饷、枪炮弓箭弹药器械、战马饷料，等等用费，又将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后，这样巨量的用费，清政府是无力长期支付的。战事延长，旷日持久，调兵各省，沿途骚扰，西南地区不得安宁，朝廷忙于处理军务，贻误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处。乾隆帝为了挽转战局，急需派遣一位军国重臣前往主持军务，而尚书班第的“力量、识见、物望，均不能胜此重任，张广泗亦未必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讷亲派去，以便凭藉其位极人臣势倾朝野的威望和才干，“慑服张广泅”，改变低下士气，统率全军奋勇冲杀，早日获胜。［29］
其三，获胜有望，促其成功。此时乾隆帝还是认为，张广泗有军事才干，但川兵疲弱，张御下无方，“督责过严”，使将弃怀怨，因而不能克敌。现在增派陕甘锐卒万名，赶运大炮枪铳弹药，四万大军对付四千藏民，以众凌寡，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起用宿将勇将，曾以兵五千败敌十余万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任为四川提督，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被授为内大臣兼镶黄旗护军统领，曾单骑定乱兵的勇将任举从固原提标参将升为总兵，前赴金川军营。兵多将勇，炮厉粮足，重兵围攻，胜利是有希望的。讷亲之被任为经略，对全军官兵会有很大影响，“俾军令肃而士气奋”。这样，“娴于军旅”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得专意征剿”，当讷亲抵达军营时，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资其（讷亲）威略”，促进胜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计，讷亲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时，依总督张广泗奏报的计划（张早已多次保证获胜，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称，兵分十路，定于五月初八日开始进攻），“计经略抵营之日，正当告捷之时”。［30］清兵已经胜利，讷亲有经略之名，凭经略之衔可戴建树奇勋之桂冠，既无需亲临前线指挥，劳神费力，鞍马劳顿，又不冒战阵厮杀难免死伤或战败溃逃的危险，有乐无苦，坐享其福。这可是乾隆帝对其第一心爱宠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极大恩遇了。
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映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31］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土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32］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战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33］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34］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35］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整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土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接替讷亲之任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十四年正月上疏，详言讷亲、张广泗之失误，时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广为传述，现摘录如下。傅恒奏称：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
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36］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