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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贵于神速”，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我兵遣发太迟，瞻对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现在督抚等人办理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即秘密寄信，传谕该总督、巡抚、提督等臣，“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如果仍象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结，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5］
乾隆帝强调兵贵神速，既是本于兵法，神速易于奏效，乘敌不备，己军突袭，犹如从天而降，便可打败对方，稳操胜算，而且也是为了节省军费。他从即位以来，“孜孜于保治之谟，不敢稍有暇逸”，“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多方筹画，细心核算和积攒，“又无兵役之耗”，故生产逐渐发展，社会日趋繁
荣，国库存银增多。就在责令川抚要“兵贵神速”的前两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谕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6］如果征剿旷日持久，象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样平均每年支出军费八百万两，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将遭到严重危害。而办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来一次征剿，人员伤亡，财力耗费，地方骚动，也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乾隆帝非常强调用兵神速，彻底解决问题。但他从川抚所报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抚迟钝不合机宜的情形，已经对这次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有所担心。果然，形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征战很不顺利，结局并不理想，而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当紧密相连。庸帅劣将严重地贻误了军机，造成了重大的后患。
二、班滚潜匿 怒杀大学士庆复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土兵一万五千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的士卒。清军装备更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位，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长官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7］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土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之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己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帅将庸劣，并未出现这样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东俄洛调度策应。
官兵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处，破五十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但由于道路险阻，竹林茂密，俘获瞻对人员甚少，提督李质粹和担任总统要职的中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便畏难不前，“始而玩忽，继而捏报”，今天奏报破碉若干，过几天又称克寨数十，“歼贼无算”，捷报频传，可是始终未能抵达下瞻对土司班滚住的碉卡，更谈不上擒获首犯送京献俘了。开始，乾隆帝还信以为真，夸奖袁士弼、马良柱能督率兵丁将弁“奋勇出力”，批示说“览奏欣慰”，谕其不要“恃胜轻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兵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8］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三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帝可不象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9］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庆复的奏折上批道：“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10］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而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附合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
（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11］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辄。要讲取胜需要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二万四千名汉土兵卒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后，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为孝懿仁皇后，另一是慤惠皇贵妃。其父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因系孝懿仁皇后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为家有二皇后一贵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袭一等公后，就青云直上，八年之内，历任副都统、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军。乾隆二年以后，九年之内，庆复历任署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两江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川陕总督，可以说是基本上任遍京内外军政要职，成为乾隆皇帝依赖、重用的一位宠臣。就是在战争进行了几月进展缓慢的时候，乾隆帝还将庆复升为大学士，兼川陕总督，一再下谕夸奖其办事与己“不约而同，嘉是之外，无可批谕”。［12］这样的信赖和亲密，是在此前后统军出征的将军、大臣如岳钟琪、傅尔丹、张广泗、策楞、班第等人，无法得到的。有了这样罕有的优越条件，对挥军征剿，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庆复辜负了皇上的厚望，浪费了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谕，催问捷期，斥责迟延，一再愤怒指出“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13］庆复贪功畏罪，走上了李质粹、袁士弼的老路，虚报军情，捏奏战功，保证“五、六月间，务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压境的条件，大力招抚，诱其降顺，冒称扑毁险要碉楼数百座，其实并未进行过大的战斗。当钦差大臣班第快要来到军营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备汪结，骗诱班滚之异母弟俄木丁等人归顺，并于十一年五月奏报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对上司班滚的如郎寨，又于二十三日追至丫鲁寨，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男妇老幼及班滚俱被火烧死，“将贼首等全行扑灭”。［14］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将庆复、纪山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总兵等官将兵丁“亦行议叙”。庆复又于六月奏上处理瞻对善后事宜，包括将班滚之地分割，赐与效力的土司，以及设官、纳贡、禁建战碉等，皆蒙朝廷允准。［15］
庆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