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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光鼐看来确实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兴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钦差大臣交锋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权臣，既弹劾藩司兼织造的盛住“携赀过丰”，“属员馈赆”，即言其有贪污败检行为、又明劾总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两银的门包。尽管他是力图除奸去恶，但涉及之人太多，树敌太多，策略上有欠考虑，不如一个一个地解决更好。
此时乾隆帝对窦光鼐还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窦之折下谕，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曹文埴所奏将州县存银提归藩库逐款清查，“自应如此”，令其与窦“和衷详查办理”，至于窦光鼐所劾仙居等县官员之亏缺，是否在二十七万之内，命曹奏明。其二，窦光鼐身为学政，现科试未竣，又系乡试之年，著窦即按期考试未考之府，不必参与盘查仓库。其三，派大学士阿桂到浙，会同曹文埴等彻底查办，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将盛住解任候质，命和琳暂署杭州织造，谕阿桂查审盛住、富勒浑之案。［76］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总管盘查浙省亏空之事，对窦光鼐来说，是福是祸，一开始还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举对窦比较有利。因为，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等人，态度已很明确，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将就了事”，不愿彻底清查，而且反对窦之盘库惩贪的做法，如仍由曹作主，此案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决策者，总会增加支持彻底盘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当时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颇有才干、为国着想、办事公正的军国大臣，曾经查办了甘肃捐监冒赈和陈辉祖吞没入官金子等大案，想来他会支持坚决清查亏空的。
但是，情理归情理，事实是事实，阿桂一到浙东，就出乎窦光鼐的想象和愿望，给窦来了一个下马威。阿桂与曹文埴等一起，当面询问窦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阳二县借谷勒派之事，系何人告知？窦称“不能记忆姓名”。阿桂又问：你所言藩司、织造盛住进京携带银两，有何证据？窦“亦不能指实”。［77］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质询，是有偏见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说是出乎常情的。窦光鼐乃一学政，职掌在于教育，民政非其所责，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亏空之事，当然只能是“风闻言事”，不可能大遣属员差役详悉查审，在这样的条件下，阿桂要窦提供确证，岂不是强人之所难？至于平阳亏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该问，问此做甚？是办案还是别有用心？窦以“不能记忆姓名”相答，确算比较艺术，当然不需要也不应该将此告诉阿桂，谁知你打的什么算盘？
阿桂将上述问答向帝报告，并着重讲述了盛住携银进京之事。阿桂奏：盛住上年进京，带有应解人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到京后赴广储司兑交。盛住称并未给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后继位为君之嘉庆帝）送与物件。阿桂如此上奏，显然表明是不满窦光鼐之所为，认为其是无事生非，扰乱浙省，诬陷好人。这一奏折，影响巨大，顿使乾隆帝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嘉其据实直奏，改变为斥其信口诬人，从爱其所奏，变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谕，奚落和斥责窦光鼐说：窦言不能记忆报告平阳县亏空之人的姓名，“是窦光鼐既欲于朕前见长，又恐得罪众人，实属进退无据”。窦见盛住进京带银数多，“遂疑为盛住私货，若如此疑人，天下竟无一清廉之官矣！尤为可笑”。“至总督、藩司收受属员门包馈送，事关大员婪索，若并无确据，何得率行陈奏，乃询问该学政，毫无指实，是竟系信口诬人。若窦光鼐欲诬人谋反，将不论其有无，将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争执扳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更复成何事体！今阿桂与曹文埴等公同面询，逐层驳诘，俱确有可据，窦光鼐竟不能复置一词”。著将此旨由五百里传谕阿桂等知之。［78］
乾隆帝为什么对窦光鼐以及对浙省亏空的看法和态度（准备就曹文埴之奏了结此案），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确讲述，但剖析与此旨相关的上谕，联系时局，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其一，阿桂等系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听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谕中训斥窦光鼐无自知之明说：“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屡蒙任使，皆系素能办事之人。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上也。”［79］
其二，盛住是内务府人员，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织造并晋为布政使，乃窦光鼐劾其有私，并牵涉到其曾送物与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诩，一向对诸皇子严加管教，不让他们与大臣私下交往，更不准发生收受官员礼物的违法行为，迄今为止，此类事尚属罕见，而今窦却声称盛住与十五阿哥之间有此丑事，岂不大丢其脸。何况十五阿哥是将来继承大统之人，关系更大。因此，他一听到阿桂奏称盛住说未送物品，“阿哥亦从不许其帮助”时，高兴极了，在斥责窦之谕中着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谨慎，宫中廪给亦优，本无需伊等帮助之处，盛住所言，自属可信，朕阅之深为嘉悦”。［80］皇上这种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阿桂这样久侍禁近之亲信大臣才能意揣，书呆子窦光鼐焉能知晓？
其三，乾隆帝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从精力和壮志而言，七十六岁之君当然不如三四十岁时之帝，自然容易失之于宽纵，何况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营私之弊盛行，仓库钱粮之亏空，成为全国通病。他知悉此情，并不想彻底整顿，只是要求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对钱粮亏空的总方针是“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或者换句话说是“不为已甚去其甚”。
他不只对钦差大臣曹文埴讲了这一方针，还在派阿桂赴浙时再三叮咛其要“仰体朕意，妥协办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81］因此，他自然更愿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龄阿追齐原奏之二十余万两亏空之银，而不乐意采纳窦光鼐之彻底盘查的主张。
是否是这些原因，姑且不论，但严峻的事实是，乾隆帝听从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愿根究亏空的全部问题，已对窦光鼐采取憎恶、怀疑和动辄训斥的态度了。对于窦光鼐来说，从此形势便急转直下，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处境迅速恶化。
上谕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一夭，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据阿桂、曹文埴的奏报，下谕对浙省亏空一事作了结论。谕旨说：前经阿桂等奏称，查明浙省亏空银两已弥补和未弥补的实际数量，“详核定议”，请将福嵩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奏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浙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未完银二十五万三千七百余两，与福嵩初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足见其尚无隐饰”，“福嵩尚无贪黩败检情事”，其咎只是不能实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抚。［82］
这道谕旨宣布了查办亏空之事，已告结束，浙省并无新的亏空。它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级官员，窦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纯系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又过了十几天，阿桂、曹文埴等人专门批驳窦光鼐之折送到京师。阿桂等人奏称：窦光鼐所奏“永嘉、平阳等县挪移勒派各款”，“俱经严密访察，并无其事”。窦光鼐劾奏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一节”，亦属非实。查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九十生日演戏，其母“一时痰壅，适于演戏之夜猝故”。［83］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同意阿桂之奏，并严厉斥责窦光鼐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著予申饰，并令其据实明白回奏。［84］
窦光鼐子遵旨回奏时，不顾风险，坚持正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参劾前仙居县知县徐延翰将临海县生员乌寘藉故“滥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阳县知县黄梅，“母丧演戏，系阖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阳县之亏空，始于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