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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货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37］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词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两，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38］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第一道旨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亶望货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分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分呈送总督，其余两分分存藩司、粮道衙门，“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至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等语”。王亶望入官物件，“该省竟敢抽换藏匿，公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陈辉祖著革职拿问，命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39］
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据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兼管抚篆，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40］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 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察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41］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帝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西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桂的口供内又言及王亶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亶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藉此易金之银？岂非豫为侵蚀地步耶！”且王亶望之货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42］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43］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亶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亶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卖供吐，不可动刑。［44］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作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交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45］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
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亶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肯代王“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