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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永贵，原因市恩李淑芳身获重谴之人，今办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复加恩擢用，此诸臣所共知共见、祸福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并不稍存成见于其间。将此通谕知之。”［43］
乾隆帝虽下谕将高朴斩杀，但对这一大案并未就此罢休，而仍在抓紧清查审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后下达数十道谕旨，责令臣僚追查，历时七个月，才算最后结束了这个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个问题。其一，追查高朴私采盗卖玉石的详细情形和具体数目。经查明，高朴之家人李福，与原系镇江监生充任四库馆誊录的熊濂，为高朴代管笔札，由高朴给银为熊捐了州同职衔，二人往苏州贩卖玉石，在苏停留半年多，“携带玉料，值银数十万两，肆行贩卖”，已获银十二万八千余两。二人又于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船内有箱四十余只”，过关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两江总督萨载遵旨于淮关拿获。可能因李福已有所闻，预先藏匿，故船上只被官府搜出现银二万四千余两和会票、期票所开的四万六千余两。［44］高朴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领跟班张元、马德亮等人，带大车九辆，载高朴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陕西巡抚毕沅在长武县盘获，常永亦已先将大量玉料四处藏匿。据商人卫金义之货单载称，玉如意一枝，需售银四千两。［45］照此估算，仅此两项玉料，就值银近百万两，见可高朴确是一个特大的贪官。
其二，惩处回疆有关官员。高朴曾因三月里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病故，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乾隆帝认为如此则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将为鄂对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无异，未从其奏。现查出鄂对与高朴相好，对高朴之“扰累回人、偷贩玉石”，不仅不竭力劝阻，反而“扶同附合”，并“私采玉石”，还给与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又欠苏州贩玉商人张銮银七千余两。帝谕革去鄂对之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仅授其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并令鄂对家属交出欠张銮之银，没入官府。［46］因主事职衔达三泰除高朴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帝谕将达三泰严刑究讯，送刑部治罪。［47］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与“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札知，现差家人李福等来南，到苏办理贡物，发给执照，以免沿途盘诘。”李福就是拿着这“护牌”横冲直闯，关卡不敢拦阻，畅行无堵。乾隆帝虽因高晋一向办事谨慎忠诚，现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务紧急，操劳过度，而不治其罪，但也连下数谕，指责高晋“其罪甚大”，“错谬太甚，实出情理之外”，对其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令传旨将其再予严行申饬。［48］
其四，训责、惩处徇私庇护高朴之官。乾隆帝严厉斥责江苏巡抚杨魁说：高朴之家人李福携带大量玉石，在苏半载有余，肆行牟利，甚至连樯运装箱笼数十只，擅用高朴之兵部左堂职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乃竞任其枉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至此，自揣当得何罪”？著杨魁自行议罪具奏。［49］对于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税的舒文，因其负有侦察地方民情为帝耳目之责，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并革其职。他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高朴之家人李福在苏州横行无忌，牟利售货，长达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怎竟听其连樯北上，如此徇情故纵，“实属天良丧尽”，其罪实不可逭，著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寻因舒文议罪复奏之折，巧言谎饰，隐匿了李福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之护牌至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之事，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谕，斥其“有心欺妄”，“巧词饰辩，实属胆大”，“昧良负恩，罪实难逭”，将其革去织造监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苏州织造鸟林上行走赎罪。［50］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帝训斥。各省地方官员因失察高朴之私玉过境，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的驿站官员，皆分别被处以降调注册等处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贵奏遵旨已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搆衅，实深愧惧”，乾隆帝下谕为之嘉奖和劝谕说：“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51］
色提巴尔第之所以“实深愧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发。他之上控，使皇亲、钦差大臣高朴抄家问斩，同族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或死或贬，甚至连多年效力为帝宠信蒙受殊恩的鄂对贝勒，亦被牵连，死后革爵，子被谴责，还不用说大学士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训受骂，得罪了这样一批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今后能不遭其陷害报复？思念及此，确为不寒而栗。
也许是乾隆帝从永贵的上述奏折，感到了有必要详细论述高朴之案及朝廷安抚回疆的政策，因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下达长谕，讲述朝廷对“回部”的方针政策，说明严惩高朴一伙的必要，训令大臣、伯克抚绥“回人”，以保回疆安宁。他说：
“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复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域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态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缉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充等，俾各凛遵奉行。”［52］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 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坤、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酱镏庇善涿娲椭迹悔途蟪佳厦芑檠赝炬湔荆乐雇嘎┫ⅲ⒋秃涎哺Ю詈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