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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不敢开罪于天子宠信的皇亲、近臣高恒。
对于这样一桩重大案件，乾隆帝开始是十分认真处理的。他读过彰宝之折后，非常生气，于当日（六月二十五日）及次日，连下八道谕旨，责令严查严办。第一道谕旨主要是革高恒、普福等人之职，革总商的职衔，予以审间。他说：彰宝、尤拔世所奏“种种情节，殊堪骇异”。“朕屡次巡幸江南，一切行宫道路诸费，俱系官为经理，丝毫不累闾阎，惟两淮坐落陈设等事，向系商人承办。虽伊等情申报效，分所当然，朕尚以其捐赀急公，微劳宜录，是以叠次加赏职衔，赉予至为优渥。”今阅彰宝所奏，则该商人等一切办公物件，均于应交官项内动支，是不但不应加恩，并当查明治罪，所有从前赏给奉宸苑卿衔之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之江广达、按察使衔之程谦德、江启源，均著革去职衔，“交与彰宝严切根究，务得实情”。解现运使赵之璧任，革前运使卢见曾职，交与彰宝审讯。高恒、普福久任盐政，竟敢豫提盐引散给商人，“辄将官项任意侵肥”，高恒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仅收丁亥（乾隆三十六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已八万余两，其历年代购物品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不知更有若干？”“伊等受朕厚恩，乃放明目张胆，肆行染指，实出情理之外”，高恒、普福均著革职，严行看守，俟彰宝等审覆到日，再行逐款审拟具奏。［3］
第二道谕旨是命山东巡抚富尼汉传旨，将前任运使卢见曾革去职衔，委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审讯，并将其原籍赀财产密查封，不许隐瞒寄顿。
第三道谕旨是针对两淮盐商而发的。乾隆帝说：“该商等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银，干没不交，“其情甚属可恶，理应彻底查办，示以惩创”。著传谕彰宝即速按款查究，“除折内所称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缴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并该商等代盐政等一切冒滥支销应行追出归公之项，自应按数查办外，至历任盐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审明有应著追之项，如力不能完，亦应于商人等名下按数分赔”。该盐政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两淮等处令商人生息渔利情事”，该商等即应一一供明，和盘托出，如有含混，一经发觉，惟商人是问。［4］
第四道谕旨是训斥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乾隆帝说：从来总督有稽察盐政之责，高恒、普福等如此恣意妄为，总督岂竟毫无闻见？尹继善久任江南，“何以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高晋与高恒，更非同官所比，其弟如此“簠簋不饬”，“而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5］
第五道谕旨，是以上述两淮提引一案“彼此通同，情弊甚大”，现在彻底根究，令将普福任所赀财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6］
第六、第七道谕旨，传令江苏巡抚彰宝将“案内酿成事端之要犯”高恒之办贡人顾寥怀，提往扬州质讯，稍有头绪即解交邢部审拟，并将其原籍家产密速查抄。［7］
第八遣圣旨是传谕两淮盐商，说明现在严查办理，是使“私蚀官项之总商，不得侵公自肥，且令其余众商共知儆惕”，但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不许各商因有质讯之事而推诿观望，致应运食盐，遭到壅滞，责令各商务将盐源源运出，不得停阻，否则将犯重罪。［8］
从以上八道谕旨看，乾隆帝是想彻底查清这一特大案件，具体要求有三条。一系查审高恒、普福二位盐政及赵之璧、卢见曾两位运使贪婪之罪，二是追查总商未交余利银及应赔之款，三为惩处负有稽察盐政之责的尹继善、高晋两位总督。这都是令人棘手的难题。高恒久任盐政和管理关税，贪婪详情难以一一查清。两淮盐商仅未缴余利银就多达六百余万两，如按谕旨所说还要追其冒滥支销之银，历任盐政侵公之银无法偿回者亦要盐商代赔，则将多达七八百万、八九百万两，这徉巨大数量的银两，两津盐商是无力承担和交清的，势必使其家产尽没难以运盐。这不仅将影响到数省几千万人丁食盐的供销，两淮运司年交国库几百万两的课银亦将落空，对皇上的额外收入也有重大影响，还不要说二十年中曾任两淮运司的其他盐政、运使、监掣同知，运判等盐官和总督、巡抚等管官员。简而言之，此案涉及人员很多，银数极大，关系到清政府的国库收入，要想彻底查清，既非常困难，风险很大，又没有必要，因其将直接影响国库的来源和天子今后的享用，并且大量银两也确系供皇上巡幸和办贡而用掉，所以最后只能是有所清查，但不能尽惩。案件的发展和结局，就是这样的。
在乾隆帝前后数十道谕旨的指授、安排、督促下，经过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山东巡抚富尼汉、扬州知府杨魁等官员的查访审讯，刑部复审，大学士复议，历时四月，到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此案大致结束。其最后作的案情“事实”结论如下：前盐政高恒所收二十余万两银，多系备办差务用掉，前盐政普福所用八万余两，亦多用于“公务”，二人之罪状仅是“于提引应归官帑银两，恣意侵渔，数至累万”，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解任运使赵之璧，虽“并无染指”，但对盐政高恒、普福侵蚀公帑，对属下监掣同知杨重英勒索淮商三万五千余两之事，诿为不知，不劝阻，不参奏；两淮盐商未交之“余引无著银”不是六百余万两，而减至三百九十六万余两，其中还有“代高恒、普福、卢见曾垫办器物之项”；为高恒办贡之人顾蓼怀，经手收取盐商的十五万两银，“系高恒责令向商支银制办物件，并非高恒尽行侵用，亦非商人奉令代办”，仅系“怂恿高恒，己亦牟利，酿成大案”之人；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候补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泄通信”，使卢见曾豫闻查抄之旨将家产四处寄顿匿藏”。［9］将此诸事与案发之时情罪相比，显然是大为缩小了，高桓仅贪污三万二千两而非吞没数十万两，两淮盐商只少交三百九十余万两而不是六百余万两，运使赵之璧“并无染指”，连帝钦定之“案内要犯”顾蓼怀，也非盐商托令代办物品，所取商银十五万两系备买贡物，最多不过从购买货物过程中有所中饱。一桩几百万两白银涉及众多人员的巨大贪污案件，就这样缩小至三十几万两赃银、案犯仅有数人而结局，实出人所意料之外。就此而言，乾隆帝是有所妥协大为退步了。
当然乾隆帝如此了结此案，有其深刻的考虑，决非草率、糊涂、不明真情，或者毋宁说，正因为他是太了解此事的内幕和实质，才这样从宽、从轻如此结案。真要彻底清查，前述各种危险，如国库和帝君的收入，几千万食淮盐的人丁之盐的供应，牵连众多官员，等等，便很可能难以避免。
尽管在案犯多少、赃银数量等方面，乾隆帝是退了一大步，但此时他毕竟还在力图整顿吏治重惩贪官，因而在处治高恒、普福、卢见曾的问题上，坚决排除干扰依法惩办。他谕令，抄没三人家产，将高恒、普福押赴法场斩首示众，将卢见曾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革去为卢见曾泄漏抄家消息的纪昀之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两淮盐商所欠之银，定限十年如数交与运库。高恒虽只定了侵吞帑银三万二千两之罪，但其抄没入官的家财，却多达数十万两，在经济上也算是执法从严了。
乾隆帝将慧贤皇贵妃之亲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并非没有干扰，为高恒说情者大有人在，甚至连帝一再夸奖为“军国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也亲自求帝施恩宽减。《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载：“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引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傅恒之奏请免高恒之死，其言相当巧妙，亦未尝不无理由。
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爱妃慧哲皇贵妃来，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动皇上，求免妃弟一死，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议之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