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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谕旨是斩杀杨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杨灏受朕特恩”，简用藩司，乃敢侵扣银至三千余两，负恩枉法，罪无可贷；监候己属恩典，岂得藉口完赃更从缓决，著蒋炳接奉此旨后，即率同藩桌二司，将杨灏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风声，致杨灏先知而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48］
第三道第四道谕旨，是革蒋炳之职抄其家产。谕旨说：杨灏身为方面大吏，贪盗数千金，本系立即应行正法之犯，候秋审时，“断无不入情实之理”，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甚属乖谬”，“此非寻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将蒋炳革职，拿解来京，交部严加治罪，将其任所字迹赀财严行查封具奏，并将其本藉家产查抄具奏，不得让其隐匿寄顿。［49］
过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详论蒋炳及九卿科道庇护杨灏之谬及其对国之危害。乾隆帝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属可恶，已降旨分别治罪议处矣。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是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爱归其君，盖法之所在，所谓天讨有罪，罔敢纵弛，诚有如是者。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转以依律科罪为不免过当，成何政体。……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如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理之不当如是，其意以为，朕于前岁去岁俱经勾到，今岁或当停勾，所有缓决诸案，未必寓目，遂将杨灏拟入缓决，迨系明岁，则系已准缓决之犯，便可倖邀宽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其杨灏一案，审转之按察使夔舒，有专办刑名之责，乃亦蒙混如此，著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50］
十月初六日，吏部遵旨议拟九卿科道蒙混照覆蒋炳党庇杨灏的革降处分，乾隆帝阅过其疏后，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51］
十一月初四日，乾隆帝看过刑部的奏章，因建议将蒋炳拟以“斩监候”的处分，过为严刻，下谕宽减说：蒋炳审拟杨灏侵扣婪赃一案，拟入缓决，希图蒙混，刑部拟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但蒋炳办理此案，虽系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著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曾经震动京华的蒋炳一案至此结束，它再一次表明，乾隆帝确曾想整顿吏治惩处贪官，以期于国有利于民有益。但是，从后面所述诸例看，他的这种愿望是完全落空了，斩掉一个杨灏，又出现几十几百名杨灏式的赃官，而且，贪污的银两越来越多，规模愈益扩大，吏治更为腐败。
七、徇情庇奸 庄有恭、和其衷革职论斩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对乾隆皇帝弘历来说，是一个颇为烦闷和很不如意的月份。这一个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使他十分生气和震惊的重大案子，一是其爱卿庄有恭辜负圣恩，徇私枉法，二是山西吏治腐败的真情再次暴露。
庄有恭，乾隆四年殿试，高中状元，授修撰，直上书房，嗣后，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任江苏巡抚。十七年庄有恭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丁忧回籍，旋署江南河道总督，因故夺职，二十三年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授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八月奉旨召入京师。
庄有恭久任封疆大臣，“以清廉自励”，政绩卓著。乾隆十八年夏秋之交，淮、扬诸郡水灾严重，庄亲往察勘抚恤，上奏灾情，乾隆帝谕令截留漕米一百二十万石，发帑银五百万两，用于赈济，“民乃得苏”。二十年大江南北又以灾告，庄有恭上奏，并建救荒诸策，皆蒙帝允准施行，拨银一千余万两。庄亲自督率属吏，检视灾民给与，胥吏不得侵渔，济者无数。他又特别重视水利，修海宁柴塘，增坦水，设竹篓内贮石块以护塘根，大修三江水利，疏桥港河身，清除官民圈占的茭芦鱼荡，增筑鱼鳞石塘。
史称其“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52］乾隆帝对这位由他钦定的状元公，是十分赏识的，一再升迁，十年之内擢至巡抚，又让其坐镇江浙十余年，并再晋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还赐诗褒勉，交部议叙，可谓关怀备至、皇恩浩荡了。不料，就在五十二岁的庄有恭蒙受殊恩马上便要入阁拜相之时，其包庇属员殷成功之案被揭露出来了，山西吏治腐败的真相，也因此而再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对乾隆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事情是从两江总督高晋的一份奏折引起的。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就高晋所题审拟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累民的题本，下谕说：此本内称，“该员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均未知觉”，等语。“所办甚属错谬”。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症，且疟疾或间日一发，或一日一发，每次亦不过一二时辰之久，何至不能检点案牍，听任家人横行。明系承审官员有意为段开脱，妄图从轻完结，故如此书写。高晋自擢用总督以来，甫经审办参案，“即意存瞻徇，巧为尝试，此等伎俩，岂能逃朕殷鉴！”江南吏治废弛已久，现在正当督抚更换之时，高晋尤宜加意整顿，力矫积习，“何意竟敢于姑息蒙混若此！”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此人素非善类。本应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但念高晋新任总督，初次获咎，且在河道总督任内尚能实心办事，姑从宽免，此后若再不知改悔，必不曲为宽贷。高晋此事实属昏馈糊涂，有负帝恩，著传旨严行申饬。此本交内阁掷还，仍命高晋传谕朱奎扬，令其小心。［53］
同日，他又下谕，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此案情节，秉公查实速奏，并将朱奎扬近日办事情形据实奏来。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下谕给在浙江审案的侍郎四达，命其赴苏，会同高晋，将此案审讯明确，务得实情具奏。
乾隆帝确系聪明之君，能够看出高晋蒙混庇护段成功的错误，严加驳斥，委官会审，这一点颇为难得。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高晋如此谬误具奏，是有其考虑的，一经严谕督责，便将真情奏明，使皇上一吃一惊。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明德的奏折到京。明德奏：段成功之家人龚玉出票滋扰民间，“段成功俱属知情，其中尚有染指之处”，承审之苏州府知府孔传珂，主稿审转之按察使朱奎扬，均明知段成功装病而“瞻徇未究”。乾隆帝览疏甚怒，立即下谕，命将朱奎扬、孔传坷俱革职拿交刑都治罪，其成招会转之布政使苏尔德，未能扶正争执，亦难辞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54］
紧接着，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折又送至京，高晋说：“庄有恭原参，即有段成功抱病被蒙字样。”乾隆帝异常惊讶，于正月十三日连下两谕。第一道谕旨讲了两个间题，一系段成功之罪。他说：四达会同两江总督高晋查出，“此案出票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