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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军费激增，岁需二千四百万，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存留款项外，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缺饷额达四百四十万两，还有其他必须开支的用费，如王俸、官禄、河工、赈灾，等等，需银数百万以至上千万两，确实到了入不敷出、财源枯竭、司农束手无策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百业凋敝，田园荒芜，人口大量死亡，直到顺治八年，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余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另外，许多汉族士绅留恋故明，对清政府消极抗拒不愿合作，广大汉民痛恨清廷推行的“薙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弊政，人心动荡不安。兼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独揽大权，威压幼君，福临时有被废的危险。
面对如此万分险恶的困境，多尔衮、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知难而进，想尽种种办法，以五、六万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数万，又充分利用较早归顺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部队，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打败了多达二三百万的南明军和农民军，于顺治十六年夺取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都城昆明，迫使永历帝逃往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尚在川东荆襄地区坚持以外，消灭了其他抗清武装。随着国内战争的减少和推行恢复经济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发展，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进步，人丁相应增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全国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加上旗地、官庄、屯田，约五百八十万顷，比十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福临因国事操劳过度和痛悼爱妃董鄂氏的去世，又患上了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离开了人间，终年才二十四岁。
二、英明祖父奠定盛世之基
乾隆皇帝弘历对他的祖父康熙帝玄烨推崇备至，经常讲要“体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1］自然要了解皇祖当年的境遇及其克服困难创建光辉业绩的经验。在弘历即位的七十四年前，六龄幼童玄烨，根据父皇福临的遗诏，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继位为帝，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辅政大臣佐治国政。
被称为圣祖、仁皇帝、康熙帝的玄烨，比起先皇福临来说，处境当然要好一些，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宫殿早已修建完毕，金碧辉煌，景象一新，他就是在文武官员叩拜下坐在太和殿宝座上颁行的即位诏。这一年的十二月，清军入缅，擒获了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两年以后又剿灭了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辽阔大陆尽为清有。但是，摆在玄烨的面前，还有许多难题，还有严重的隐患。首先是要夺回大权亲主国政。从即位那一天起，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国务皆由先皇指定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主持，尤其是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以后，鳌拜更加骄横跋扈，把持朝政，结党专权，藐视幼主。他引用兄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讷谟及亲信济世、佛伦等二十余人分据军政要职，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马迩赛等皆其党羽。他将位列一、二品的部院尚书、侍郎等大臣视为下人，竟在皇帝面前对他们大声呵叱。他冤杀内大臣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抄没家产；并在业已亲政的玄烨面前“攘臂”“强奏累日”，逼迫这位十三岁的皇帝按受他的要求，将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侄族人查克旦等斩杀，籍没赀财。有一满洲官员还曾讲道：鳌拜伪称有病，不上朝，要皇帝“亲往问疾”。玄烨驾临其府，穿堂过厅，进入寝室，御前侍卫和託看到鳌拜神色异常，急忙跑到床前，揭去席子，发现快刀一把。玄烨故作镇静，假装不知此乃奸计，笑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为奇，随即返回宫殿。玄烨对鳌拜的专权极为不满，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施用巧计，将鳌拜诱入宫中，拿获下狱，革职籍没拘禁，对其党羽分别惩处，一举夺回大权，从此才真正当上了“乾纲独断”的皇帝。［2］这时玄烨才十五岁，就一鸣惊人，创造了奇迹，逾越了几乎无法翻越的巨大障碍，办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紧接着他又要处理十分棘手的“三藩”问题。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分镇云南、广东和福建，合称“三藩”。吴三桂等人率领本部将士，跟随八旗劲旅转战四方，为清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建立了功劳，因而封王开府，分别拥兵数万、十余万，各镇一方。尤其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势力最大，所需粮饷也最多。顺治十七年仅云南一省就岁需棒饷九百余万两，清廷令裁减兵丁，吴三桂奏称边疆未靖，难减人员，并随即用兵缅甸、水西，军费激增，加上福建、广东二藩之饷，岁需二千余万两，形成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吴三桂又心怀不轨，加紧操练士卒，整治军械，大量购买战马，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督、总兵官多系他的心腹，长子吴应熊娶太宗第十四女恪纯长公主，贵为额驸，静坐京师，大小政情，朝夕飞报。尚可喜年事已高，其长子尚之信掌管兵权，与吴相互勾结，耿精忠也以吴之马首是瞻。客强压主，尾大不掉，巨饷难支，玄烨毅然决定撤藩，于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广东、云南、福建，经办三藩撤调之事。吴三桂大怒，于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党羽纷起响应，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继为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广东、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陕西、江西大部分州县和宁夏，皆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蒙古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亦乘机发兵，诱约奈曼等部同反，给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三藩之乱”的惊涛骇浪，一些大臣惊慌失措，统军平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人，惧敌怯战，畏缩不前。在清朝统治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年方十九岁的康熙帝玄烨，镇静自若，继续发扬其勇擒鳌拜的大无畏精神，调兵遣将，重用图海、赖塔、穆占等满洲能臣，撤换和惩治勒尔锦等失职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惯战的汉人和汉军将官张勇、赵良栋、蔡毓荣等人，厚赏从征士卒，亲自指挥征战，史称其“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踪指示，洞的中窾”。［4］因此，很快扭转了战局，屡败叛军，于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时的“三藩之乱”，并乘胜前进，遣兵渡海南征，统一了台湾。
南警刚解，北边烽烟又起。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击杀和硕特部鄂尔齐图汗、车臣汗，跃为厄鲁特四部之长。他占哈密，取吐鲁番，灭“回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并企图入主青海，吞并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军三万北征，连战连胜，迫使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军竟深入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严重威胁了清朝安全，京师为之戒严。
俄国沙皇政府从顺治时起，就多次派遣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勒索贡赋，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等侵略据点，并不断扩大其殖民辖区，欲图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地。它还支持准部噶尔丹的北进行动，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谈判，宣称要给予准部大量军事支援。俄国殖民军依仗火器，十分猖狂。当时一位居住在宁古塔的文人说：逻车国（俄国）人造反，到黑龙江各地抢掠貂皮，“锋甚锐”，“其猛如虎”，善放鸟枪。他们还使用西瓜炮，能射击几里以外的目标，“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5］
康熙帝不畏强敌，坚决捍卫东北边区，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乱，就遣派兵丁，筑城置驿，筹办船只粮饷。准备就绪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统、一等公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北京、吉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