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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梿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祇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5］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从二十五岁登基，到八十八岁仙逝，一共当了六十年零三个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总观其所作所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个方面十分注意，努力在做。其一，勤政“爱民”。乾隆帝即位以后，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专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因雨泽愆期，令九卿科道陈举政务不当之处，群臣仅引咎自责，回奏称诸务皆妥。他遂降谕说：“朕自维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6］过了四个月，八月十七日，他又命尚书尹继善传谕诸臣“殚力抒忠”尽心职守说：“自古明良之世，四海雍熙，治臻上理，而君臣咨儆，犹曰克艰，曰无逸，诚以致治保邦之道，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宇乂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谓太平有象，稍宴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是以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兢兢业业，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与内外臣工开诚布公，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实可以自信者。”［7］此后，他多次下谕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寿高七十八岁的老翁，仍亲自指授用兵廓尔喀方略，并下谕穷究其起衅缘由说：“朕所以必欲穷究底里者，盖以欺隐之习，不可不防其渐。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8］他在去世时所颁的遗位诏里，亦总述六十三年执政之勤说：“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9］
乾隆帝的这些自述，并非虚辞，他之勤政，确属罕有，曾于乾隆中期担任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探花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专写了《圣躬勤政》这一条，赞扬乾隆帝之勤理国政说：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巨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原礼亲王昭梿亦在《啸亭杂录》卷一写了《听报》一则说：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之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纲独断。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厌恶和忌讳大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朋庇，专擅朝政，盗持政权。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及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友朋结党庇护之非，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己故总督李卫之子李星垣奏称恐怕有人欲图报复其父。朕知其系指鄂尔泰，即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权，其视朕为何如主乎？……
（鄂尔泰曾漏泄消息）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10］
此后，他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专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决不旁落于人。他说：
“朕因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彼时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复取阅严嵩原传，见其势焰熏灼，贿赂公行，甚至生杀予夺，皆可潜窃威炳，颠倒是非，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擅权之事，即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然而）于敏中亦止于侍直枢廷，承旨书谕，……即宠眷声势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穷弄威福淆乱是非耶！……而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竟至酿成大案。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效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之。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若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11］
乾隆五干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员之捐复须由吏部准驳皇上钦定之制，重申亲理朝政大权独揽的方针。他说：降革人员准其捐复，系因人才难得，其中有情节较轻者，不忍概令废弃，特予以自新之路，“复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从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该部分别准驳，开单具奉，候联亲定”。今吏部奏驳，不准原任知州陈珏成等捐复，“所定均属公当。然此亦由朕办理庶务，无不躬亲察核之故”。即如捐复一事，部臣每月汇奏一次，准捐与否，“权衡悉出自朕裁，准者不致感激部臣，不准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颠倒错置，经朕看出，必将部臣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