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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署理湖北巡抚彭树葵说，康熙年间，“户口未繁”，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贩日至”，因此米价低贱，湖北“遂号称产米之乡”，现在户口增加，田价渐贵，粮价“年复一年，有长无落”。［6］湖南巡抚杨锡绂更道出了粮价、地价与土地兼并集中的内在联系，认为米谷之贵，主要由于“户口繁滋”和“田归富户”。他说：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谷不过二三钱，雍正时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清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以往每亩一二两者，今卖七八两。“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岁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需买米接济”。［7］
其四，“勤政爱民”。乾隆帝认为，要想克服困难，使民有恒产恒心，达到“本固邦宁”，人君必须勤理国政，为民兴利，内外官员必须善体帝心，实现君之志愿，讲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压百姓盘剥民人，“朘民生以厚己生”。他很了解贪官污更损民利己的弊端，对此深恶痛绝。就在上述之谕下达后的第四月，乾隆元年正月初二日，他给总理事务王大臣下了一道专谕，责令督抚“务休养，戒废弛”。他首先强调说：“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能“各谋其生，各安其业”，然后才可见其富足之日。紧接着，他斥责督抚大臣或“以苛察为才能”，或昏庸寡识，为属员蒙蔽，以致“累民之事，往往而有”。他具体指出各种弊端：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正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如此等者，不可枚举”。“以此扰累吾民，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他要求督抚董率属员，“务以休养吾民为本”，尽除“一切扰累之事”。［8］
乾隆帝即位之初颁下的这道谕旨，是他执政期间的重要施政纲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确是在努力这样作，勤理国政，“爱养百姓”，革弊兴利，以图达到民有恒产恒心，本固邦宁。
他在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谕告群臣说：“朕自惟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9］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登基四年来治政的自我总结，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他也是这样自勉自责和努力的。
二、蠲租为“爱民”之首务
乾隆帝认为，使民有恒产、对民最为有利的事，是轻徭薄赋，减免钱粮。他曾下谕明确讲道：“朕爱养元元，时以轻徭薄赋为念，凡遇各省应免钱粮之处，一经查确，即予蠲除，以纾民力。”［10］他又谕告王公大臣说：“诚以民为邦本，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11］
乾隆朝蠲免钱粮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多，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蠲租的理由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类：一为灾蠲。或倾盆大雨，洪水泛滥，河堤决口，一片汪洋，冲塌村庄，淹死人畜，或久早不雨，田地龟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或蝗虫蔽天遮日，百万虫军席卷大地，所过庄稼尽遭摧残，或发大震，天崩地裂，房屋倒塌，黎民死伤，等等灾荒，均可减免赋租。二为恩镯。新皇登极，太后、天子五旬、六旬、七旬、八旬万寿，恭上帝后徽号，庆贺武功，等等大喜之日，常下恩诏，蠲租减税。三为事蠲。或系遣军出征，用兵所在州县供应军需，劳民伤财，或系皇帝出巡，沿途供办皇差，耗银费力，或因修建宫殿陵园，工程浩大，有关地方疲累不堪，等等，也可分别减免。四为“逋蠲”。额征钱粮，历年积欠，年复一年，愈欠愈多，根本无力交纳，到了一定时间，被恩准减免。另外，还有其他情形，如旧额赋重，予以减少，无地“浮粮”，免于征收，等等。蠲租数量也多少不一，有的全免，有的免一定的比例，但总的说来，数量是很大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举行登极大典，特颁恩诏大赦天下，其中专有一条，规定“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著该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12］过了二十天，九月二十三日，他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免民欠，宣谕说：欲继皇考“惠养黎元之至德，俾服畴力穑之人，均沐恩膏，积通全释”，故特行降旨，“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从前江南积欠钱粮内之“官侵吏蚀二项”，系从民欠中分出来的，当时承办之官员处理很不妥当，现在将此欠粮亦“照民欠例宽免”。［13］这次蠲免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全国各州县，凡有拖欠钱粮者，均一律免除。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此次免除欠赋总数的材料，但可以肯定，其数是很大的，姑举二例为证。邻近畿辅的山东省，雍正二年在册土地为九十六万余顷，应征田赋银三百万零七千余两、米四十七万余石、麦三万余石，从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积欠三百余万两，经河东总督王士俊、山东巡抚岳濬奉雍正帝之旨严厉催征，收了一百七十余万两，其余一百二十余万两，根据上述恩诏，全部蠲除。江南省（江苏、安微）逋赋情况十分严重，雍正帝严令大臣清查，雍正十年查明，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九年，所属州县积欠钱粮一千零一十一万余两，其中，“官侵”（官员侵占）、“吏蚀”（吏胥吞蚀）为四百七十二万余两，“实在民欠者”为五百三十九万余两。这“民欠”五百余万和“官侵”、“吏蚀”四百余万，总共一千万余两，相当于全国一年田赋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笔巨额欠赋，亦为乾隆帝全部免掉。［14］
乾隆二年，免甘肃全省田赋和陕西田赋的一半，约赋银一百二、三十万两。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特下蠲免直隶、江苏、安徽三省田赋诏谕说：“朕切念民生，时廑宵旰”，或各省督抚陛见，或遇司道官员请训，“务以编氓疾苦，备细谘询，惟期海隅仓生，培固元气，庶臻家给人足之风”。近年畿辅歉收，江南上年遇早，“遂使吾民有乏食之虞”，因此，特颁谕旨，将直隶地丁钱粮蠲除九十万两，蠲苏州巡抚所属地丁钱粮银一百万两，免安徽六十万两赋银。［15］七年，他又下谕：雍正十三年，江苏、安徽、福建三省民欠正项钱粮银十七万余两，甘肃、福建、江苏三省欠米、豆、粮九万余石，甘肃欠草一百零七万余束，江浙二省欠槽项银七万余两、米二万余有，等等，皆一律免征，“务令闾阎均沾实惠”。［16］
乾隆帝多次离京，到奉天、承德、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谒祖陵，行围、祭孔、巡幸，每次都要蠲免所在州县钱粮。乾隆二年至易州安葬“皇考”世宗，他以沿途七个州县民人“趋役勤慎”，谕免今年田赋。六年，因北京至热几河、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安营除道”，“有资民力”，命减今年额赋十分之三。八年，往盛京拜谒祖陵，照行旧例，免所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又免盛京户部庄头七年所欠米豆草束和八年应交仓粮。十一年至山西五台，十三年往山东曲阜，十五年到易州，至河南样符、登封二县，皆分别蠲减租赋。十六年出巡江浙，免除江苏省乾隆元年至十三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及安徽欠银三十万两，蠲浙江省本年额赋银三十万两。史称从乾隆元年至十八年，乾隆帝共免赋银二千四百九十余万两，“粮米称是”。［17］这还不包括登极恩诏所蠲一二千万两积欠田赋和乾隆十年的普免全国钱粮，可见蠲赋次数之多数量之大。
除这些临时蠲减外，乾隆帝还多次下谕，豁除不少州县无法交纳的“虚粮”。江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州，因系明初籍富民之田为官田，按其私租定为官赋，故赋税特重，世宗有所豁免，乾隆帝又下谕“再除江省浮粮银二十万，以纾民力”。
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徐州府宿迁县和睢宁县，滨临黄河，沿河地亩潦涸不常，雍正五年河复故道，旧潦之地涸出，河道总督以此为新淤田产，三县共报升科地一万二千九百余顷，经雍正帝委员查核，豁除七千二百余顷，其余五千七百余顷按则纳粮。乾隆帝对此下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