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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风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彭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练，他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评述说：
“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永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4］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益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5］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6］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决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代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激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副将一员，统兵二千名：驻澎湖。台湾这一万二千余名兵士，皆从内地派拨，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不用台民。台湾吏治败坏，营伍废弛，不仅府州县官贪婪不法，总兵、副将等武官亦大谋私利，聚敛钱财。他们采取的主要敛银手段是卖放戎兵，将大批兵士私遣归返内地贸易，收受贿银，留在台湾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缴钱，听其在营外住宿，“开赌窝娟，贩卖私盐”，“经年并不操演”’，以致“存营兵少”，号称额兵一万余，实仅有兵数千，而且，技艺生疏，怯战畏敌。
乾隆帝要想以这衰朽不堪的几千名弱卒，去镇压众达数万的义军，而且要求立即扑灭，岂不是白日做梦。他这一决策的失误，自然会严重地影响了军事进剿。
二、两提督拥兵观望 畏缩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过闽浙总督常青第一次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师。任承恩奏：彰化县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时，“臣即登舟渡台”。“台湾贼即彰州顽民，屡次滋事，恳简重臣到闽督办”。［7］乾隆帝没有冷静思考为什么任承恩会提出请派钦差大臣的要求。需知，任之此奏，是担有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大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情，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对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8］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台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么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办，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替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9］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下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夥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大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阅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10］
张烈被会友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千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镇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