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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1］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藉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2］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3］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份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二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4］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奋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
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 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咙、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5］乾隆帝于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咙、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6］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峻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居住西藏，广兴黄教，“受朕深恩”。“西藏黄黑番众，安居乐业，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尔等理宜竭力支持，击退敌军。但念尔等习于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举，势必张皇无措”，故调内地官兵赴藏讨伐敌兵，“无非保护尔等，冀安卫藏之意”，尔等当多聚粮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尔等若有收藏的米面糌粑和可作行粮的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获厚利”，大军亦不虞乏食，则成功迅速。若尔等将存粮藏匿不卖，官兵难以得食，不能保护尔等，只有将达赖、班禅移驻青海，那时尔等不仅不能获利，且将受害无穷，悔之不及了。［7］
为保达赖、班禅安全，他谕令大臣，一旦廓尔喀兵侵犯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敌兵惊扰。
他还令写好以庆麟、雅满泰的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示以军威，晓谕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说：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藏中旧属”，尔等竟来滋扰藏界，实为妄行蠢动。昔日西藏被准噶尔侵夺，“大圣皇帝不惟恢复藏地，且将准噶尔阖属及回部诸城，全行剿灭”。尔如及早引罪退兵，献还二处，或可邀宽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统已备兵数万，统领前进，并续调兵数十万，大兵全至，尔部将被剿灭。念尔部数十年来尚属宁静，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今之起兵，必系属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尔接阅此书后，速行退兵，献出所占之地，否则将追悔不及。［8］
由于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处事不当，谬误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会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诸事。
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调兵遣将、筹办粮饷，指授用兵事宜，准备痛惩入侵之军，确保藏地安全之时，西藏噶隆已议定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巴忠、鄂辉等人也附合其议。
成都将军鄂辉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西藏拉萨。在此之前，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嘉呼什克图已派喇嘛前往廓尔喀，与国王之叔巴都尔萨野及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大体上已有眉目，故廓尔喀兵在后藏侵扰两三月以后，陆续退出。萨嘉呼里克图所遣喇嘛寄信回藏，叙述议和之事，庆麟、雅满泰即同班第达告诉达赖。庆麟、雅满泰、达赖及班第达等噶隆商议，“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约”。他们这样办的原因是“藏内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赋性懦弱，见敌即走”，难以抵挡廓尔喀的入侵。
驻藏大臣雅满泰与四川提督成德，一开始是不赞同喇嘛私自议和的。雅满泰上奏说：“伊等私自说和，不足为凭，总俟贼匪悔罪投诚，再行妥办。”钦差大臣巴忠亦反对和议，奏称：“萨嘉呼图克图，或因藏内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扰，复欲以讲和市恩，断不可受其笼络，仍当进兵严办。”［9］
乾隆帝一闻此事，立即连下数谕，斥责驻藏大臣庆麟、将军鄂辉附合和议，欲“将就完事”，坚决反对议和。他讲了不能草率议和的四条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将其痛加歼戮，仅因喇嘛说和便徒手返回，“岂不师出无名”，且将来大兵一撤，又恐廓尔喀复来掠扰，就不能“安番众而靖边圉”，藏地不得安宁，内地又烦于纷纷征调。其二，藏地惟达赖、班禅受僧民尊崇，若令红帽喇嘛私自议和，因而了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藏地之事，有达赖在，即使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且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倘若藏地众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其三，萨嘉呼图红教喇嘛，“恃此议和之功，必思侵夺黄教之权，而唐古特人等愚昧无识，私相感激，渐至兴起红教，所关尤为紧要”。其四，若因喇嘛讲和而撤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10］
这四条理由集中为一点，即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