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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边境外，参加战斗的三万一千名兵士，只剩下一万三千余名，损失过半，领队大臣亦多患病，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副都御史傅显、副都统瑚尔起、阿第木保等相继病故。顿兵坚城之下，历来为兵家所忌，何况此系在缅甸内地作战，如不及时决策（或退或进），缅兵不断增援，定将陷入重围，明瑞之亡的悲剧又将重演。
因此乾隆帝立即于该折上批示：“以此观之，撤兵为是。”并谕军机大臣：昨傅恒等人以攻击老官屯情形具奉，“已节次降旨令其筹画万全，倘势难前进，即乘时撤兵”。今阅本日奏折，现届冬令，瘴气未消，叶相德等染病身亡，“缅地气候恶劣，徒伤人众，断难深入，令傅恒等即遵前旨，退驻野牛坝，以现在暂退明年再行进兵之旨宣示于众。［29］
又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帝读到阿桂呈报“傅恒身染瘴疠，现患腹泄，颇形赢弱”的奏折后，立谕军机大臣，重申不得已用兵之因，再言官兵不耐瘴疠损伤甚多之情，谕令此旨到时”，“傅恒即驰驿来京，留阿桂在彼筹画撤兵”。［30］
此旨尚未到达，军营已决定与缅军议和。缅军统帅诺尔塔遣使致书，“恳乞解围”，经略傅恒，病势虽重，“总欲攻克贼寨，尽力追剿，不肯允其所请。”副将军阿桂以气候恶劣，“人多疾病，势难再进”，建议与缅议和，“给与回书”。傅恒始终不以为然。于是阿桂遂“集诸将，议进止。”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皆惮水土瘴疠”，“争劝受降撤兵”。阿桂便带领各领队大臣、提督、总兵来见傅恒，齐称“现在光景，实以就势撤兵为是，并各出具甘结”。傅恒“心中甚愤，即欲将众人参奏”，但因病无力，只好听从诸人意见，决定“受降撤兵”。［31］
此时，诺尔塔又遣“小头目”节缀呈上懵驳之书，“吁请停兵，词颇恭顺”，诺尔塔复会见阿桂差往议和之云南提督哈国兴，要求回信。傅恒等遂缮书晓谕，“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若能悉遵约束，即当奏请撤兵。”十一月十七日，缅方使者与清都统明亮、提督哈国兴、侍卫海兰察等人相会，决定了议和停军。傅恒将上述情形呈报，并引咎自责。他奏称：自抵腾越以来，领兵前进，惟期迅奏肤功，但自戛鸠渡江以后，官兵多苦于瘴疠，到老官屯后自己即患腹泄，诚恐有误国事。“更念此次用兵，众以为难，独臣执意请行，致负委任，应请从重治罪。”［32］乾隆帝于十月立十九日收到傅恒之折后，下达长谕，说明“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并决定允降罢兵。他说：傅恒攻取了猛拱、猛养，在新街击败敌兵，围攻老官屯，“势可计日而取”，但水土恶劣，官兵多生疾病，虽得老官屯亦不可以深入。因此，“朕以国威固不可不伸，而叠经夺寨狝贼，殄彼渠凶，亦既奋扬我武，况瘴乡绝徼，气候与内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实属地势所限，非兵力不足军储不充也。朕筹办军国重务，一切惟顺天而行，今审时度势，自当知难而退，不宜复执直抵阿瓦之说，……此时自应姑从所请，以完此局。”所有撤兵之事，“著傅恒等悉心妥议具奏”。［33］
此谕下达不久，十二月初七日傅恒之折又到。傅恒等人奏称：缅王懵驳遣人致书，“恳求罢兵，情愿缮具表文，十年进贡一次。兹差头目二人，呈送洋锦呢布等物，臣等坚辞不受，经头目等率夷众一百八十余人，负荷陈设营门，再四恳求，即饬令接受，将鱼盐菜蔬等物，分犒军士，绸缎银牌分赏夷众。”并令哈国兴谕以纳贡时表文，须遵各外藩体例，“应恭缮具书缅甸国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该使即书写存记。乾隆帝批示：“所办甚是。前此懵驳恳求通商，曾经降旨传谕傅恒不允许所请，今既愿奉表称臣，输诚纳贡，通商自属可行。”［34］
此时，傅恒病重，“官军损失大半”，已是“力不能支”，故军务由副将军阿桂主持。阿桂于十七、十八两日将伤病兵士先撤，十九日傅恒带兵三千后撤，二十一日阿桂统全军于夜间二更时离营撤退。由于形势严重，纷欲早离险境，“将军大臣下至兵丁等，并无队伍，纷纷而回，”相当狼狈。傅恒、阿桂等于二十六日回到虎踞关，留兵四千五百名分驻虎踞关、盏达、遮放，其余满洲、吉林、锡伯、索伦、厄鲁特和绿营兵分队前往永昌屯驻。
傅恒呈上“缅酋纳款善后事宜”，乾隆帝令军机大臣覆议。
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奏称：遮放、猛卯、陇川、盏达四土司，经缅扰散来归，无力耕作，且用兵时曾经出力，应如经略所请，交地方官借与牛具籽种和银三千两，分限五年交完。
“普洱边外十三版纳，现隶内地”，未被掠，“耕作纳税如初”，命总督、提督于本年瘴退后，查其曾被扰累的穷户，借给牛具籽种，设法安集。其近日招降之整欠、景海，未与各土司同供职，应命地方官晓谕，“令就各处土产，数年一贡”。“猛密大山境内，波龙老厂新厂等处，禁民潜往开挖。茂隆厂“自葫芦酋长献厂纳贡，相安已久，”且距缅远，无庸防禁，但令沿边各土司，禁内地厂民越江偷渡。永昌、腾越民人所典干崖、盏达、南甸、陇川、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之地，应派道府督同地方官严查，出示告诉民、“夷”，立将典押之产开报造册，不许隐漏，照本利多寡，收过年租若干，定限八年九年以次退出，嗣后永行禁止，如有违犯，将地入官，治承典人罪，并严禁内地民人“在夷地开铺及与摆夷婚”。将永昌府同知移驻龙陵，定为龙陵厅，移驻游击、守备各一员及兵六百名，定为龙陵营。腾越以外万仞等七关并“木邦、中山、杉木笼等处，旧设抚夷厂”，该州并不申报上司，又无定额，“有名无实”，现定为额缺，每关每处“设抚夷正副二人”，给以外委职衔领带兵马，按季支领钱粮，如此，“不惟弹压野人保护行旅，并可稽查内地民人私越关隘”。此次进剿，大炮甚为得力，除冲天炮四位仍送还京城外，经略所铸大神威炮二位及食五十余两弹子之神炮八位，四川解去的九节炮十位，劈山炮八十位，均留贮云南。等等事项，乾隆帝皆批准照办。［35］
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赴天津行宫朝见乾隆帝，“复命”，时已病重体虚，“形神顿异”，七月十三日，这位入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帝君左右，“以勤慎得上眷”，“为天子喉舌”，“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之首辅、军机大臣领班、一等忠勇公，终因出师失利，羞惭难堪，又气又病，而离开了人间，享年尚不到五十岁。
乾隆帝闻讯十分悲痛，亲临其第酹酒祭奠，命丧葬仪节照宗室镇国公之例举行，赐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及其前所建宗祠。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赞扬傅恒一生忠子帝君，为国效劳，建树殊勋，宣谕帝宠爱忠贤之至意。其谕说：
“太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识超伦，公忠体国，德心孚契，襄赞深资。自早龄侍直禁近，即觇其器宇非常，洊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绩，锡爵酬庸，用是擢冠纶扉，综司庶务，荩诚匪懈，罕有其比。西师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昨岁进剿缅甸，傅恒坚决请行，朕亦以万里悬军，情难深悉，而廷臣中更无可当斯寄者，因授为经略，统率禁旅专征。傅恒自戛鸠济师以后，身先士卒，艰瘁倍经，用能收服猛拱。迨会师蛮暮，袭击新街，斩馘搴旗，贼皆溃窜，遂进攻老官屯。时傅恒业已身染沉疴，犹力疾督励兵众，昼夜兼攻，克期可下。逆酋畏惧，具书恳请解围，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恶劣，军中多病，先期降旨撤兵，并遣医驰驿往视。春间傅恒于天津行在复命，见其形神顿异，隐虑难以就痊，犹冀其安居调理，以臻忽药。讵自五月以后，病势日益加剧，渐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今闻溘逝，深为震悼。所有衾禭之属，业经从优颁赐，似此鞠躬尽瘁，允宜入祀贤良祠，并赏给内帑银五千两治丧，并著户部侍郎英廉经理其事。”［36］
乾隆帝发动的第三次征缅之役，至是以经略傅恒的去世而正式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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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04，页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