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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己的部下，听从差遣和纳赋，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属民，扩大了租赋收入，壮大了个人势力，而且也可讨好于清朝，得到赏赐，封授爵职，大大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策楞可能是由于不了解二和卓的情况，故听信了阿底斯的话，派员随其前往招抚，乾隆帝则因为早有统一回部的想法，故未加核实而听其行动。
也就是这月（四月）的二十七日，策楞再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勒伯探听清兵抵达伊犁的消息，“欲来投诚”。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应立即派兵前往晓谕，他们设若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5］
（二）自立为汗 霍集占反叛
起初，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对怎样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看法有所不同。布拉呢敦比较谨慎，不愿开罪于清政府，愿意接受清朝的辖束；霍集占则“好诈异常”，不甘为人下，力图独主回疆。
乾隆二十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霍集占忘掉清帝救命之恩，“率众助逆”，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与阿会合，“兵势颇盛”，击败了萨喇尔和协助清军平叛的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兵，使阿在这次战争中避免了失败，进入伊犁。［6］第二年清军收复伊犁时，小和卓始率部逃归回疆，与兄长住在一起，他对清朝始终抱有疑贰之心。两弟兄意见分歧，霍集占势力大，能言善辩，对兄长的态度和行动，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自二十年夏被清军从地牢释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正式向清朝臣服和归顺，但也未采取公开敌视行动，而且还故意作了一件表示友好之事。二十一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感到大、小和卓情形可疑，特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二千及库车伯克鄂对等，前往察看和招抚。阿敏道于闰九月报告，行至绰鲁克特赫，途中收到以前遣往回部议定贡赋的侍卫托伦泰的奏报文书，言及去年已招降喀什噶尔，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被阿睦尔撒纳遣人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霍集占来到后，“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自己出来。兆惠看过阿敏道的报告后，秘密通知阿敏道说：据托伦泰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同锡克锡尔格到叶尔羌等处“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毋得扰害”。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交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指定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便询问”。兆惠将上述情况向帝奏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奖嘉兆惠“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7］
也许是准部阿睦尔撤纳等人的降而复叛，给予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招抚大、小和卓的时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在上述谕旨下达后的第四月，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其办理各回部事宜”，现在阿敏道尚在叶尔羌，令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会同额敏和卓详细商议，或再派侍卫托伦泰、总管五十六前往晓谕。“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来布拉呢敦尚属恭顺，霍集占奸诈异常，应留心防范，相机办理”。［8］过了五天，正月十三日，他进一步明确谕示军机大臣：待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来到时，即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如他们遵谕照办，便可罢休，“徜稍有推托”，就于剿灭厄鲁特后，“再派兵往办理”。［9］
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前遣总管五十六、侍卫托伦泰带霍集占的使者沙呢雅斯去回城晓谕，“因中途阻滞”，不能前进，折回军营。请先行文通知布拉呢敦、霍集占，“责令前来投顺”。乾隆帝批示：“所办尚合机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极狡诈，而霍集占为尤甚。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但因厄鲁特之事尚未办完，暂行缓办，待事成之后，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晓谕，“布拉呢敦等，如亲身来归，亦即擒拿解京，否则即派兵前往剿灭”。［10］此谕表明，乾隆帝已断定大、小和卓不会归顺，已经下定了将其擒斩的决心，只不过是因为这时还未完全平定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叛乱，不能同时两处用兵，因而暂缓。
过了半个月，乾隆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四月十八日，他看到兆惠奏报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时，对二和卓未能归顺的原因和性质，作了与上不同的评断，批示说：“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合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仍遣五十六等带来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送回，便可洞悉彼处情形。“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11］
此时乾隆帝虽然认为二和卓未与准部纠合作乱，但仍然感到形势不太稳定，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易生事端，故要采取预防措施，将其迁至清朝能控制的吐鲁番或巴里坤，使其不能为乱，而且还强硬地令其迁移，如不听命，即武力捕捉，解京治罪。可见，他已认识到，必须用兵，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招抚回部大小首领，才能统一回部安定回疆。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可惜为时已晚，霍集占、布拉呢敦等人已经先动手了。当二十一年冬阿敏道遣人招抚时，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商议对策。布拉呢敦说：“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主张归顺，“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霍集占竭力反对，要“自长一方”。他说：“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12］
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做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力量，好象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