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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ひ堤逑悼冀ⅰ�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初次提出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任务。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任务首次被明确提出。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强调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国防等各方面建设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探讨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关系，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的战略方针，因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发展中国工业的道路总结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到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技。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2．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要加强国防建设，但首要的是加强经济建设。他提出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方针主要是想通过武力“解放台湾”。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5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断丰富、完善这一主张，这些思想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1955年6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7月，他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会见外宾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协商，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6年10月，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7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又对外国朋友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谴责美国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同时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3年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纲四目”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①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蒋介石决定；②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④双方互信，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的基础。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希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
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是中国亿万人民的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完成祖国最终统一的大业，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实现，中国人民现在正努力通过“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统一的中国是中国人民历来的追求，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奋斗的目标。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国际的支持。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关系。
1954年4月，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关于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此前的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分别和印度总理、缅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导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三个世界”划分思想
“三个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在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据这一思想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的格局，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国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量；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后来毛泽东把这后两种力量分别称之为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一中间地带）。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同一大批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世界阐明了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美苏超级大国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力量以及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使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以及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反对霸权主义
“二战”以后，美苏开始冷战，霸权主义抬头。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