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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他们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公众怎么说，我并没有明言。
本·伯南克第三个出场，他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说他对我们的提议非常支持。由于资本的不足，房利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面临威胁，而这又威胁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他最后说。
尽管处于惊愕和愤怒之中，房利美的团队很快就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马德显然认为房利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和他的团队急于把他们的公司和房地美划清界限，他们的表现确实也好于房地美。但我回答说，对投资者们来说，这种区别并不算什么区别——两家公司的投资者看重的都是它们的国会授权和美国政府的隐形担保。在市场眼中，两者毫无区别。这就是问题所在。房利美的高管们问我们打算注入多少资金，整个结构怎么设计。我没有回答，我们根本不急于公布太多细节，因为我们不想在媒体上读到这些细节。
“丹这个人太客气了，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贝斯·威尔金森说，“但我想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凭什么他是唯一一个被炒掉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换掉他？”
“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么激烈的一件事而又不换掉CEO，”我回答说，“除此之外，坦率地说，我会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管理团队。”
“我的董事会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马德说。他试图反抗。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外部法律顾问，阿诺德·波特（Arnold&Porter）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Alexander）回答说：“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先生们（他指的是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明天见你们的董事会并不是去交换意见的。”
“好吧。”罗德金·科恩说。很显然，他明白游戏已经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我迅速给几个关键的立法者打了电话。自7月份前往国会接受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授权，受命稳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来，我已经看清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是好事。我曾经说过，即使立法者们给我一个超级武器（我所要求的是一个“火箭筒”），我也很可能用不上它。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两家公司问题的严重性。当我了解了它们的资本缺口时，我又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它，于是政府接管就显得那么突然，纳税人的巨大付出也显得那么突然。我也非常担心会惹恼国会，因为实际上来说，我已经把2009年年底到期的投资于“两房”的临时性权力转化成了对它们的全部债务的永久性担保。
我首先联系的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巴尼这个人绝顶聪明、机智风趣，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富有激情，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讲求实际的立法者，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严苛，但言出必践。多德则要稍微难对付一些。我们曾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中合作，但他因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变得心不在焉，打那之后似乎一蹶不振。尽管他是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知识渊博的人，他却不像巴尼那样始终如一，易于琢磨。而且他的工作要更难一些，因为在参议院中做成一件事要比在众议院难得多。他和他的手下与房利美关系密切，所以我知道，如果房利美要反击，他们一定会求助于他。
结果，我们沟通得非常顺利。我解释说我们的做法是形势所迫，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预防市场恐慌的出现。我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支持态度可能会改变——在他们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并观察了公众的反应之后。但我们至少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章 接管“两房” 接管“两房”（4）
接下来，我开始了与房地美的会议。迪克·塞隆带来了他的外部顾问和几名董事，包括杰夫·博伊斯（GeoffBoisi），我当年在高盛的老同事。
会议的程序与房利美的会议一模一样，但区别也很明显：令马德火冒三丈的事情却令塞隆长舒一口气，他看起来就像获得了解脱。他在房地美董事长的位子上显得沮丧而又疲惫不堪，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作好了履行职责的准备——就像一个挥着手枪鼓励大家往前冲的指挥官。
他和他的人问的大多是程序上的问题。董事们是不是往这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亲自前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员工们？
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又给国会山和白宫打了几个电话，也给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提了个醒儿。我联系的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理查德·谢尔比，还有亚拉巴马州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与妻子温迪简单吃了个晚餐，9点30分就上床睡觉了。（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的睡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晚上10点30分，家中的电话响起，我拿起了听筒。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某个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房利美打算反击。但事实上，我听到的却是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声音，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一样卖力的家伙。”
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他听说了我们的行动，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怎么熟。在来到华盛顿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高盛的CEO，当时我曾在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邀请奥巴马来给我们的合伙人演讲。那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
事实上，我是在接下来的秋季中开始了解奥巴马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与他讨论那场危机，有时候一天讨论数次。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永远是那么博闻强识，头脑清晰，信心十足。他可以以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讨论我正在处理的那些问题。
那天晚上，他想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又为什么那样做。我给参议员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和策略。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两房”对稳定市场、保持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是那样的关键。他也对我保护纳税人的想法表示了赞赏。
“这样的救助行动会很不受欢迎。”他指出。
我回答说，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种救助。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利益都会被清除，我们会把CEO也换掉。
“这听来像是一剂猛药。”奥巴马说。他很高兴我们会换掉CEO，还问我两家公司是否有任何“金色降落伞”（goldenparachutes）金色降落伞，指公司给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大笔补偿金。——编者注条款。
我告诉他我们会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向了有关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又究竟有多严重，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问题很严重，”我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概有30分钟。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为他的竞选伙伴已经令共和党阵营群情激昂，而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又风头正劲，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巴马与我的接触不像带有什么“政治性”或鬼心眼。纵观整个危机始末，他始终堂堂正正。他看起来真的是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言行破坏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全局的努力。
当然，政治总是存在的：就在大选结束之后的那一天，奥巴马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交流。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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