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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文革”灾难及“清查”的扩大化，搅翻了建国初期军队、老区、地下党干部会师时的“五湖四海”，不少单位领导班子的组成，出现了“清一色”——只选用来自一个方面或“文革”中同一个观点的干部——“表面无山暗有礁”，对地下党一些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难上加难……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紧进一步解决
1983年冬天，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退到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到福建调查山区经济。这对他来说，大有落叶归根之感。
他出生于闽西连城县，1927年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省政协主席、省长和省委书记，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机关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中央三令五申选用“四化”干部，可我们闽南原来地下党培养的几百名大学生党员，眼看宝贵的年华就要耽误光了，你能不能想些办法关心一下？
江一真是个“肚子里打灯笼”、心地亮堂的直肠人。他就听不得有人受委屈“弯弯肠子”的事。前文平反“伊玛尼党”案过程中，以他为主的河北省委，立即撤掉顶着不办的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的职，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回到老家突闻还有一大批同志受冤，他那“山区经济”也就暂搁一边了，立即转入对这几百名“老大学生党员”的调查。
他调查了两个多月，调查得很细。他发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厦门大学、从上海转到福建的暨南大学和其他许多大专院校及中学，培养和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江一真对这五百五十余名大专学历的原地下党员，调查了其中的三百五十一人，其所学专业分别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工程技术等二十多种。他们当年都曾长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最后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和闽南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由于相继发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原来这些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党员，特别又有海外、台湾、港澳关系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残废；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控制使用，几乎谈不上积极发挥他们本来可能发挥的聪明才智。
这当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别悲怆动情的，是其中多数人因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生活十分艰难，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不久，从上海匆匆搬迁到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论资排辈，他们全都应纳入“土地革命战争”或“红军时代”序列的老干部。可是后来许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特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他们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级，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低两级，每月所得，与省委机关打扫院子的清洁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同志是福建地下党员，如果早早离开了福建，则往往没有遭到这种身心备受凌辱的厄运。如原来同是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十一人，多数已成了部队师级、政府局级干部，毫无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者名流。而留下来的这些“死忠臣”，则混到了任人欺凌踩压、讨吃要饭的地步！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历经磨难而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善于联系群众，一般身体都还健康，还可继续为党工作一段时间。江一真觉得，福建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还是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够，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落实，还急需继续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后，迅速写出了《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于1984年3月10日送交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并报胡耀邦。
胡耀邦在3月14日对这将近三千字的建议作了九处批注，除标点符号共二百六十字——
在“这些组织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中学，培养并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处，耀邦注：“请注意！”
在谈到“多数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有的生活困难”处，耀邦注：“要重视这种情况！”
在提到“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耀邦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政治上对原闽南地下党组织的形象和作用要做出正确评价”处，耀邦注：“两三句话就讲清楚了！”
在“六十岁能上能下的，一般可不在第一线担任实质性工作，但应在二三线如顾问、人大、政协以及侨务、外经、外留等战线妥善安排”处，耀邦注：“分别几种情况，加以调整安排是对的。”
在“这些同志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的应尽快彻底平反，还未恢复自由的应尽快恢复”处，耀邦注：“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对“1982年以前工资级别一直没有调整过，目前工资又确实偏低的，建议拨出专项指标，给予调整解决，有的可多调两级”的建议，耀邦批注得更细更感人：“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对“工作有需要和有条件去港澳、台湾、国外的，可安排他们出去，有条件和必要的还可长期在外工作和居住”的建议，耀邦也批注得相当细致：“只要有条件，而且本人愿意，完全可以去。去时还可送点安家费。在国外多有些故乡人，好处很多。这方面也要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最后，对这整个建议书，耀邦批了这两句和日期：“转一波同志阅后转野苹同志。请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三月十四日。”
3月17日，薄一波在“一波”二字上画了个圈，以示“圈阅”。
福建省委的同志看到了耀邦的这个批件复印奔走相告：“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他们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福建党、福建知识分子的最大关怀，必须不折不扣地火速照办。
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境地，有个别有心机的人，竟利用几个高干子女对党的历史，尤其对福建地下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不甚了然的弱点，怂恿他们向正在福建检查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省委书记的状，说什么中央早有规定，平反只是政治上的平反；而省委书记却独出心裁，要给这些人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下提高三四级，这也太玄了！
这位领导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听到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凡几，所以没有一听就信。他还要兼听兼听“被告”究竟如何的“玄”法，于是就有了下面他与项南的一场对话——
这位领导问：“有人说你给人平反，还提级，而且对有些人一提就是好几级。可有这个事？”
项南答：“不错，有！”
问：“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过去也吃过冤枉，给你平反时，别人给你提级了吗？”
答：“没有。”
问：“可见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平反就是政治上平反，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提级呢？”
答：“就是应该提，而且要多提几级！一个大学教授，现在还是二十几级，跟我们那些扫地打杂的勤务员们是同等级别待遇，这怎么叫人看得下去，又怎么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这些吃了半辈子冤枉的大学教授，一下提个三四级，也不过二十级左右，这多吗？”
这位领导不禁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