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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４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４８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分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７月１３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他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第四部 褐色革命 二次革命——“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5）
上午８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作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７４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３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其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２４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２４小时中，本人作出了生平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惟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只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起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他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阁下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２４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脚日期是７月１８日，但于２０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期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蹶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科尔兹内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２０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６月３０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２０个冲锋队员及３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６月２９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