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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非常委屈的合作模式。
但是，人家又是想率先进入这个产业学到知识学到经验，事实上它是一个很高的承包费。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不是很成熟，都不是按照市场上规范的、公正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的。这同样也是一种尴尬，因为人家还把频道看成一种稀缺资源，你的机会成本高得多，权利也不会太平等。即使如此，（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经过几批人的努力，2003年已开始赢利。
采访者：拿你这两年在“银汉”的经验，对于一个也准备转型的电视人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夏骏：也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这个行业需要很多人来做，包括做第一批做有代价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第一批所谓“吃螃蟹”的人，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记得我在“银汉”的第一年，前半年大部分的时间在跟主管部门打交道，接受检查这种代价本来不应该由经营者来承受的。此外，对方是一个强势的官办机构，而你是一个民营公司。因为对方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而是一个行政机构，和它合作就可能要付出最初时不曾想到过的一些努力来赢得生存的空间，因为生存权而提高了成本。这也是一种艰难和代价。
第三部分第43节 因思考而电视（2）
采访者：前一段时间说到民营电视机构的几个领军人物，都会谈起你和嘉实、光线等民营电视机构几种不同的经营模式。你能不能对这几种不同的模式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你认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哪种方式会更容易成功？
夏骏：讲整个大背景，在没有市场化的前提下，像这些方式的出现都是无奈中的尝试和探索。从宏观上来讲，大家都像一个板块，其边缘出现了几个缝隙而已，谁都知道未来必须以规范市场的模式来发展电视产业。它是一个产业，但是现在严格说来还不是，它是一个市场垄断的行业。目前几种民营模式都是在被动的资源前提之下的探索和碰撞。只有法制化、市场化的规范展开，民营力量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
采访者：现在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都会开辟很多的收费频道，它对节目的资源吸收影响会不会很大？将来会不会给民营电视机构有很多的压力？
夏骏：收费频道也需要形成一个市场。也就是说，你这个频道需要有太多人希望看、希望订购你这个频道，才能形成有效的一个收费。有了这样的一个收费以后，你才能有能力投入，有认真的投入，才有好节目，也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采访者：你觉得目前我国民营影视做得出色的是哪些领域？
夏骏：现在有做的很不错的，比如说电视剧，就比港台强多了，这几年中国电视剧成长得非常快，原因就是因为市场化。只有电视剧是比较地道的市场化。出品方是投资商，投资以后他就可以请导演做预算，做完了以后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传播通道。我可以选择不走中央电视台，选择先发行城市台，再发行省台非卫星频道，再发行省台卫星频道，还可以发给海外。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与中央电视台谈，谈不好就不谈了，它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大，商业上也很成功。
电视剧产业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电视市场化的潜力，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只要具备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就可能取得超常发展。当然，播出平台的不够市场化，仍然在制约电视剧的更快发展，只有充分竞争才能产生更强大的投资能力，再往前走两步，中国电视剧就能产生国际化的竞争能力。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的号召力和有效竞争的推动。
采访者：你觉得随着加入WTO，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的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你刚才说这段时期是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你估计有多长时间？民营影视企业的发展和出路是什么？
夏骏：最大的问题是生存空间。这个过程目前还是一个很初级的阶段。几千个电视台严重分解了制作力量，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低成本的，像美国人做“国家地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一个小时它可能投一百万美金，这一百万美金意味着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豪华的栏目一年的制作成本，比如《新闻调查》。我们怎么来形成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一点是很难的。
其实，中国的广告空间远远没有饱和。中央电视台八十亿元（的年广告收入）怎么能比呢？不去跟大国比，荷兰联合泛欧通信公司年电视收入近三百亿元人民币，卢森堡广播公司年电视收入近二百亿元人民币。地方电视台（很小的电视台）也在消费广告，有限的资源按行政区划不断地被分解，形成不了拳头。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集团化。
集团化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把那么多的小舢板捆起来就是航空母舰吗？不是那样的。是你必须把那些小舢板消耗的资源换成几个航空母舰。这种换不是行政命令决定的，应该是在市场打拼中形成的，是在法制化、市场化的新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采访者：你现在给自己定位是一个文化人、电视人，还是一个经营者？
夏骏：我个人的兴趣是一个文化人，而且这是我的强项，实际上培养一个精神文化创造者比培养一个经营者更难。用那么长的时间去下工夫积累一种文化观察能力、社会的认识能力，通过媒体传播一种有意义的东西，是很难得的。对我来讲，用这样来定位自己，我更有成就感。这一点到了不惑之年后，会有更加深入一些的认识。社会潮流很浮躁，因为转型期社会无法不浮躁，而浮躁的喧闹中，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知自觉，每一个灵魂的安详境界的追问也是很必要的。
再有，对于在现代化道路上超常迅跑的中国来说，有效的思想文化信息依然是媒体的传播责任，甚至是国家健康发展的一种精神支撑。中国电视如果在文化的主动性和深厚程度上做得好一些，甚至是中华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种精神能源。未来的中国迫切需要成熟的文化战略和电视发展战略。
中国还缺乏强势媒体，加入WTO后，我们怎样形成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就面临着整个生存空间的重新洗牌。如果把每家电视台都比作一个小舢板的话，那么我们把很多的小舢板捆起来就是航空母舰吗？不是这样的，必须把舢板卖掉，用卖掉的钱去做一个航空母舰。什么时候我们的电视能够按照传媒的规律来形成格局的时候，它的市场竞争才有前景。
有些人追求的是做一名媒体人，我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媒体是传达我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人生的追求，要赋予媒体一种知识灵魂，使它融入更深厚更有分量的东西。这样创造出来的节目内容才能有一种震撼力。
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夏骏被同行誉为“最具有使命感”的电视编导。现在，他成了一名“早起赶路”的民营电视业者。我们选择夏骏，因为民营电视的发展已不容忽视。
夏骏，男，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小村庄，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新闻系，1986年获广院电视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1986年至1999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先后担任国际部、广告部编辑，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制作部副主任，《新闻调查》制片人；2000年至2001年任北京银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今任北京东方河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作品：中日联合摄制电视系列片《黄河》编导、撰稿；电视系列片《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二十年》、《解读上海》、《居住改变中国》总编导。担任制片人的《大官村里选村官》一片获蒙特卡罗国际电视节银奖，《第二次生命》获亚广联电视节特等奖。相关著作包括《电视片艺术论》、《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第一现场》等。
每一个见过夏骏的人，或许观察的角度不同，交往的深浅相异。但有一个印象是相同的，那就是夏骏的淳朴。这种淳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豁达的气息，是深厚底蕴的根基。言谈间，他会不断地冲击你对他的表象判断，逐层深入到国家的使命感和事业的责任感，而这种强烈的家国情结都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夏骏198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995年参与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