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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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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之开怀之处,他昂头哈哈大笑,流露英雄鏖战而胜之后由衷的喜悦。而说到从业中的无奈,他冷静的分析里又带着激昂的情感,好似一员大将,受挫后再稍作调整,仍不失攻城略地的气概。    
    如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语言很直白,不做文绉绉的雕饰。他说“新闻的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他还说,“记者的能力就在于撬开别人的嘴巴,从里面掏出话来”,这些语言里有很浓的乡土味,那或许是十年插队,土地留给他的印记。    
    李大同对事物的分析,让人感到一种充满历史感的穿透力,让人们审视在历史的潮流中,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弄潮儿。而他的成功之处,或许更在于他处于什么位置就认真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李大同的感染力,也许也是《冰点》能震撼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部分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1)

    凤凰台上凤凰游    
    访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文/王咏涛张磊王艳宁    
    采访者: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一、四和九套节目首次对战争进行了直播报道,可以说开了国内电视台的先河,你如何看待?    
    刘长乐:我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曾对中央台有一个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次对伊拉克的直播搞得不错。在中国内地现有的体制中,中央台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能基本上把握住这个空间,尽量拓宽了他们的外延,同时在内涵的把握上也很不错,这对中央台来说是很成功的。    
    采访者:中央电视台能够直播这场战争,这是否可以说是由于凤凰卫视进入大陆,激化了媒介市场竞争的结果?    
    刘长乐: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凤凰”扣响了国内传媒的大门,不如说是“凤凰”敲开了所有国内媒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的大门。    
    采访者:“凤凰”的几个名牌主持人、记者为什么都是女性?    
    刘长乐: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我们现在是“三名”战略,就是“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家”和“名牌记者”。闾丘露薇是名牌记者的一个典范,男记者有郑浩,他们都属于名牌记者的培养范畴。    
    我们的几个名牌时事评论员在内地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的名字不亚于靓丽的女主持人,比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评论员中可没有一个女性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像窦文涛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固定观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了《海湾风云录》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另外,董嘉耀、梁冬也都是男主持人。    
    采访者:为什么第一线女记者居多?    
    刘长乐:我们第一线的记者女性比较多,这实际上不是“凤凰风格”,是香港风格。香港人在一线的女记者居多,这好像是他们形成的一种习惯。    
    采访者:是不是女性在采访上比男性更有优势?    
    刘长乐:倒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她们这个队伍相对比较群体化。在香港,这些记者都互相认识,一般闾丘露薇有什么事情,她马上就会告诉《东方日报》等媒体的女朋友,男孩是入不了这个圈的。香港的记者职业群体都是女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从工种角度来讲,电视台里的男孩在技术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摄像就要是男的,当然也可能有女摄像,但很少。灯光、摄像、录像都已经是男的了,女的只有当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从结构上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有很多人批评我把女孩都放在采访一线,男的坐在棚里侃,这个主要是因为记者中女孩子多,所以女孩子上一线也就多。当然我们也有男孩子到一线的,让女孩到一线是男士们把机会给了女孩,拿机器、摄像、拎包的可都是男孩啊。    
    采访者:当年吴小莉被朱基总理点了名,你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受?    
    刘长乐:朱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官方对“凤凰”这种形式的认可,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凤凰”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节目风范,并取得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挺羡慕“凤凰”,但实际上,前几年各电视台和“凤凰”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像。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    
    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    
    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这种部分商业成分其实是受市场商业大潮冲击和影响的,但它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重要是所有制没变,这个可能就是要发展和变化的地方。    
    “凤凰”就不一样,“凤凰”是私有制,私有制里有相当成分的个人股权,像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凤凰”的股权,股票随着公司的业绩,市场价值也在增加,所以,员工工作劲头也不一样,这就是体制问题。当然,如果大陆之外媒体多了,“凤凰”做得比其他境外媒体好,也不排除在同样体制下人的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    
    采访者:关于电视审查制度,“凤凰”是如何做到既符合观众的口味,又能被政府所允许?    
    刘长乐: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    
    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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