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反刍式”的大众运动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会出现，它不是反动的，但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是为了排斥“大众的异端”，谁与大众对抗就要砸死它，粉碎它，再踏上一万只脚！
而我恰恰认为足球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人文性与兼容性，或者说它的民主性。作为一个评论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以个体价值标准来“代入”大众立场。多数人对于“十强赛”出线的意义认识仅在于“出线”，这个饱受摧残得不成人形的群落，在慌张绝望之际把“出线”当成了泰坦尼克号的救生圈，谁敢在上面扎针，谁就被第一个扔进海里。
那场比赛是我说得最好的一场球
3年之后，2004年9月，黄健翔回忆起那场比赛的前后。
“2001年解说中国队对卡塔尔的比赛，这件事对我的改变很大，我至今还不太理解我怎么陷入一场旋涡之中。但这也让我对人情世故有了更新的认识。从自我保护、为人处世的圆滑上来说，那次解说我有失误；但从足球专业的角度，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角度，那场比赛是我说的最好的一场球。一切尽在掌握，比赛的进程完全在我预料之中。在语言的运用上，我也许应该更谨慎更小心。我觉得我当时说的话并不过分，是点到为止，但我高估了我们的人群、我们的社会。
“我不知道我的解说录音现在哪里，今后想干这行的人应该拿它当教材。现在没有谁重新去反思米卢反思那场比赛，我们已经习惯于什么事情过去了就过去，懒得再去想，懒得去问为什么。我们都健忘，善于糊弄自己。
“对卡塔尔比赛之前，我已经跟队一个月的时间，国家队训练我都看了，对球队的情况比较了解。9月7日客场比赛，我在赛前进入中国队的休息室，队医和领队拉我到更衣室里聊天。那里已经贴出了上场名单，队医老尹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场球能平就不错——两个前锋拿不住球，申思没有防守能力，早换人还行，晚换人还有可能输掉。我和老尹合影，老尹还给我拍了照，我拿着中国队的队旗留念，还特意拍下了首发阵容的名单。我碰见张玉宁，问他为什么不能上，他说谁知道呀。我碰到马明宇，问他怎么样，能上吗？他说没问题。我也问郝海东，是不是伤重不能上场？他说，谁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上。
“如果有人重听那场比赛，从一开场我介绍了出场阵容之后就说问题在哪里，可能的危险在哪里——两个前锋和边前卫位置的换人。丢了一个球之后我肯定了队员的努力和态度，但队员的能力和特点是不一样的，我是在暗示用兵的问题。只不过李玮峰的头球挽救了米卢，我们换了人就有优势了，就扳平了，我哪儿说错了？一个人没做错什么反而遭到一场风波。
“说我对米卢的态度不对，我对米卢什么态度？难道一个中国的足球解说员看到比赛能赢不去赢，他不能着急吗？卡塔尔的训练我看了3次，他们什么水平我太了解了。卡塔尔是那几年的最低潮，我们能赢，那场比赛我就看出来米卢不想赢，凭什么他不让我们赢得一场我们能赢的比赛？难道他不想赢还有道理？那场比赛我像通了神一样，说high了，但我完全是在技术角度和专业角度说的。2001年年底，《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分析出线过程的时候说，那场对卡塔尔的比赛米卢不想赢——终于有人说出来。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没法说的，就像电影《黑衣人》里那个老特工跟威尔·史密斯说的，这世界上从来就有那么多外星人，老百姓能够快乐平安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外星人的存在。足球比赛中的不可知因素太多了，米卢这样的教练为什么在离开我们这里后失业两年，没有一个俱乐部愿意要他？
“球迷在网上论战，说我要干涉比赛进程。站在球场外的人是不可能干涉比赛进程的，关于专业的讨论、关于我说话方式的善意的批评，我都能接受。但你别忘了你是在家里看电视，我是在现场，我跟着球队出征，有一种感觉——我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一个战壕里的士兵。就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明明不能这样打仗，队伍在流血牺牲，你不可能再那么理智客观。如果我是留在中央台里做解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在现场看得太清楚了，我忍了很久，到下半场还落后、还不换人我才说了一两句重话。在我旁边，我们的技术人员、足协的工作人员早就骂翻天了，足协的官员跟我说：健翔你下半场就给我说，曲波和谢晖是中央电视台足球队的水平，那个棒槌！70分钟还不换人，实在过分。
“十强赛开始之前，米卢是在一片骂声中生活的，有几个人是替他说话的？我一直说不要看热身赛，要看他的经验，他是应试高手，这些观点都是我提出来的。上海4国邀请赛的时候，谁都喊他下课，我说还是要压宝在他身上。我们总要分什么保米派倒米派，谁是墙头草？不是我。他打了两场比赛大家又把他捧成神，以捍卫神的姿态证明自己革命。我不合时宜地指出他有问题。有些人愚蠢、愚昧，把自己当成捍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了，以捍卫领袖证明自己高明。
“我把中国足球当成自己的生命，我在新闻发布会后恨不得上去抽他的嘴巴，董路和李承鹏拦住了我。他在侮辱我的生命，中国能进入世界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你在拿我的梦想开玩笑，你在糟蹋我的情人。这与别人无关，是你我之间的矛盾。
“那场比赛之后，许多网站搞民意调查，支持我的人占多数。从来没有一个主持人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有人说这论战我是受益者，我的知名度提高了，这样说的人不知道身处旋涡中的痛苦。”
中国足球50年里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
“天才说”在我们的体制和话语模式下并不合适，黄健翔也不敢说自己是“天才”，但他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中央台以往足球解说的沉闷，几乎立刻被观众接受。他把这种成功归结于个人性格和学习的经历：“我在外交学院上大学，课程涉及外交、政治、历史，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用英语上新闻课。这个基础是很结实的，我写新闻稿或处理一个新闻素材，一定会很符合国际新闻的结构和标准。我从小就喜欢看报纸看电视，很早就开始看《体育报》、《足球报》，从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做导游养活自己，导游的经历让我和人说话不紧张。说好听一点叫比较自信，说难听一点叫自信心膨胀，狂妄。我们进入电视台赶上了好的时代背景，1994年大家对我们的要求不一样，那时体育频道开始用一批新人，体育频道在开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和以往没有太多参照，观众比较宽容，对新生事物的出现很欢迎。等再来一拨新人的时候，大家就会拿我们做参照，标准就高了，就比1994、1995年苛刻了。”
1995年美洲杯是黄健翔第一次在直播节目中解说足球，在此之前他给荷兰甲级联赛和一些足球集锦节目配音。第一次现场解说重大比赛是1996年欧洲杯，在温布利球场解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比赛。温布利球场在历史上的地位，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颇有历史渊源的对抗，第一次感受到外国球场的气氛，这些因素把黄解说弄得如醉如痴：“有感觉的人到那里根本不用思考你在说什么，你就撒开来说吧，就像被通了电一样，用白岩松的话说这叫高峰体验，用时下流行的话叫high了，那种自如的状态就是high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大赛中央台都能在现场有一个转播席位，1998年世界杯决赛，罗纳尔多做没做准备活动、会不会上场、他的状态怎么样，都是黄健翔在国际广播中心的小房间里播报的，那与现场的感觉大不一样。
1997年中国队参加十强赛之前，黄健翔参加过一次《体育沙龙》节目，他拿出一面国旗很激动地哭了，一方面那是他对足球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十强赛一场都不让他说。那一年分组抽签之后，他预感到中国队没戏。但2002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第一场球是他说的：“2001年经历那么大风波，2002年世界杯还是由我说，这就行了。我在世界杯上解说，有一阵恍惚觉得自己不是站在球场上，而是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我赢了，我站在那里。对手是愚蠢，是愚昧，是无知。中国人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球是我说的，最后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也是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