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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这完完全全是‘中国特色’。从我们购买的版权来讲，中国大陆独家，我们有权转让，国际足联也允许。在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体育比赛的转播权，对大多数人来讲，它还不是商品的概念，如果这64场比赛不是比赛而是64集电视连续剧，没有一个台敢把信号拿过去，因为电视剧已成为商品，既然大家认为它是商品，就都会按照商品的规则来办。但体育在各地方台领导那里，更多是一种社会效应。另外，这么多年，中央台和地方台一直保持合作互利的关系，大家关系都不错，从这一点，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业角度来考虑，我不能只考虑这一件事不考虑今后的合作关系，但这次它太重要了。”马国力说。
面对这种侵权，马国力认为行政干预可能比法律更有效果：“应该说法律手段是最简单的手段，但法律手段在体育转播这方面又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如果我们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官司，肯定赢。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象到，会出现很多行政上和关系上的说情，一定会不了了之，不会真正闹到法庭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地方台和广告公司不满央视的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在转播中用不正当竞争方式从两方面受惠。马国力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得想想原因，这里面当然有行政加市场的因素，但这不是中央台可以解决的。这是我们中国电视体制所决定的。电视报道权，它作为一个商品可以竞价的话，取决于买方，但在中国这种电视体制之下，大的买主只有一个，这是不可讨论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拿美国理论和欧洲理论来说，但毕竟是国外，在美国有几个并列的电视网，欧洲也有几个比较大的私人电视台，可以竞争，但在中国，没有。竞争有竞争的好处，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电视台本身就是一个行政产物，是事业单位，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反过来说，真正是商业台，按照商业来操作，这些台播1秒钟，我都会提起诉讼，来保证我的商业利益。因为国际足联有明确规定，没有买版权的电视台，不允许播活动画面，不允许进场地采访，不允许到训练场地拍摄。但正因为在中国它不是完全市场的社会，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侵权现象。”
地方台按照老规矩早早动手招商，央视拿到转播权后只是部分转让，由此，地方台造成的损失很大。而这笔账可能还要归结到4月14日才正式签字的仓促上。
马国力说：“我们准备得太仓促，没法考虑太全面。我们必须向所有赞助商表示只有中央电视台独家。我们要坐下来好好谈谈，毕竟我们还有2006年世界杯版权在手里，怎么才能做到让大家感觉都合适。今年这么晚才定下来，考虑我们自己都来不及。”
第五章 《足球之夜》的光荣与梦想
《足球之夜》的光荣与梦想
《足球之夜》的一次讨论会上，张斌问一个编辑：
“二十几了？”
“二十七。”
“我二十七创办了《足球之夜》。”
《足球之夜》现任制片人刘建宏把这段对话写进他的一篇文章里，他说：“我认为这其中没有什么炫耀的成分，更多的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味，或许还夹杂着某种年龄上的失落。”
《足球之夜》内部，办有一本杂志叫《随便说说》，编辑、记者每个月都会写点儿文章发在上面做交流。资深编辑李宝石在2003年9月写了《当片头曲响起时，你还激动吗》，文中说：“记忆中，当《足球之夜》的片头曲响起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坚信，这是那一天晚上最好看的电视节目，在他们心中，热情也好激情也好，荡漾着澎湃着，谁也不会否认，谁也不能否认，因为眼神会说明一切。”
刘建宏进京
1995年底，张斌、韩乔生在上海参加了“足球工作会议”，感受到职业联赛的火暴，办一个足球专题节目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96年初，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的刘建宏跑到北京寻找新机会，他到中央电视台看望大学里的师弟张斌。张斌说，中午去吃饭，我和同事要谈一个新节目，你也一起吧。饭桌上另外两个人是黄健翔和韩乔生。一顿午饭下来，张斌确定了《足球之夜》的口号和方向——球迷每周的节日。刘建宏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离开石家庄，到北京加盟《足球之夜》。
刘建宏在大学里比张斌高一个年级，1986年，人大和复旦预见到电视的发展前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刘建宏考上了人大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之后分到石家庄电视台，干了6年，戏称除了没拍电视剧，电视行当里的一切都干了，包括当地春节晚会的主持人。
他回忆1996年初要离开石家庄的心态：“那时候我穷困潦倒，不顺心，根本没有想过未来什么样，没有一件让自己干起来很兴奋的事情。我刚去石家庄电视台的时候，那里连导语的概念都没有，它给了我很多的发展空间。但我22岁进台，能看到我50岁或者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我决定从那里出来，到北京就是要寻求变化。我的朋友当时对我说：你到北京就是当孙子来了，谁都是你爷爷。你踏实干活就得了。我这次赌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刘建宏总忘不了自己的“农民背景”，他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后来有一个词被用来框定那些从外省到北京、想打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北漂”。今日功成名就的“刘甲B”淡然看待最初的艰辛，但偶尔，刘建宏会感觉到委屈：“中央台有规定，周六周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要填上你是哪个部门的，几点来的，这是一种侮辱。周六周日来加班都是临时工作人员，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人，平时就不该让他们进来。”
2002年世界杯，刘建宏主持《你好，世界杯》，对韩国队的表演实在看不过去，话里话外语带讥讽。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里领导要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把他收进台里才好管。在体育频道工作6年之后，刘建宏算是台里的人了。
2003年11月，刘建宏凭借前一年主持的《你好，世界杯》拿到了金话筒奖。在此之前，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拿过金话筒。宋世雄老师拿的是荣誉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体育节目主持人拿奖少，是因为体育节目有自身特点，体育比赛无法预知，主持与解说大多是即兴的，没有稿子。到现在体育的解说员和评论员也没法和其他节目的主持人一起评比。
刘建宏说起这个金话筒奖，颇有些《足球之夜》中深情的语气：“我认为这是给我们一代人的奖。其实从1995年，张斌、黄健翔就在电视上崭露头角，我是较晚才露面的。我拿奖有运气的成分——张斌1999年后就不怎么主持节目了，黄健翔更多的是现场评论，他们两个都比我更优秀，只不过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
坎通纳退役了，段暄配音了（1）
段暄1995年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毕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招聘考试，但名额被别人取代，对这个一帆风顺的北京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段暄上学的时候爱看《中国体育报》，班里5个男生，15个女生，按规定，同学们要订《中国日报》学习英语，要订《人民日报》学习政治，除此之外还可以订一份报纸满足文化需求。男生们采取拉拢与离间相结合的技巧，通过全班投票，把《中国体育报》订上了。（当时在湖南的《体坛周报》，正是看中了学生关心体育又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