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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
《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
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中,他对坎普生家庭()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