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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兀家吃饭，照往常那样喝酒，就是说灌了许多。饭后我们便请主人做庄打牌。他推辞了好久，因为他几乎从不赌博。终于他吩咐拿来纸牌，往桌上倒出五十个金币，坐下便发脾。我们围绕他坐下，赌局开场。西尔兀有个脾气，那就是赌牌时完全保持沉默，从不争执，也不解释。如果赌家有时算错了，他便立即补足余款或记录下来。我们早已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妨碍他照自己的办法行事。但是，我们中间有个军官，不久前才调来的，他也来赌，漫不经心地多折了一只角。西尔兀拿起粉笔，照自己往常的作法，把帐结清。那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开口解释。西尔兀不作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了，抓起刷子，一下擦去他以为不对的数目。西尔兀拿了粉笔再记下。那个被酒和牌以及同事的笑声弄得昏昏然的军官，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气急败坏，一把抓住桌上的铜烛台，对准西尔兀扔过去，西尔兀闪开，险些打中。我们慌了手脚。西尔兀站起身，气得脸发白，两眼光火，说道：“亲爱的先生，请出去！您得感谢上帝，这事好在发生在我这儿。”
结局用不着怀疑，我们预料这个新同事定会被打死。那军官走出去，一边说，他要为翻脸负责，听凭庄家先生吩咐。赌局再继续了几分钟，但大伙感到，主人已无心再赌，便一个接一个放下手里的牌，纷纷回宿舍，一路谈论军官又要补缺了。
第二天在跑马场上，我们正互相打听那个中尉还活着没有，他本人却来到了我们中间。
我们便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兀的任何通知。这就奇怪了。我们便去找西尔兀，发觉他站在院子里，正对准钉在门上的爱司牌把子弹一粒接一粒打进去。
他象往常一样接待了我们，昨晚的事，只字不提。过了三天，中尉还活着。我们吃惊地问：难道西尔兀不决斗了？不错，西尔兀没有决斗。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居然使他满意，他心平气和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些事起初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勇气不足比其他一切更难得到青年们的谅解，他们惯常把勇敢当成人类品德的顶峰，而其他的罪孽都可以不必计较。可是，不久这一切都渐渐淡忘，西尔兀也恢复了以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够再跟他亲近了。我天生就有浪漫的幻想，这之前，我比任何人更倾心于此人，他的生活是个谜，他本人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里的主角。他爱我，至少，他只对我一个人放弃了他习以为常的尖酸刻薄的言辞，跟我交谈各种事情，总是和颜悦色，心地单纯。但是，打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以后，我始终认为，他的名誉有了污点，而没有洗刷掉只能怪他自己，这个想头一直没有离开我，使我难以象从前那样对待他。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西尔兀太聪明了，并且阅历深，他不会不觉察和猜出其原因。看来，这件事伤了他的心，我至少发现有两三次他想跟我解释，我回避他，西尔兀也就算了。从这以后，我只有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跟他见面，以往那种开诚相见的交谈中止了。
京城悠闲的居民，很难体会到乡下和小城镇的居民熟悉透了的那许多感受，例如等待邮件的日子：每逢礼拜二、礼拜五，我们团部办公室便挤满了军官。有的人等钱，有的人等信，有的人等报。在那儿，邮件往往当场拆开，新闻当即传播，办公室便呈现一派非常活跃的景象。寄给西尔兀的信附寄我团，他也就经常到那里去。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拆开来，面带急不可耐的神色。他浏览了一遍，眼睛发亮。军官们各看各的信，没有注意他。
“先生们！”西尔兀向军官们说，“情况促使我要立即离开这里。今晚我就要动身。我希望，诸位不至于拒绝邀请，到我那里最后一次聚餐吧！我希望您也来。”他转向我继续说，“一定来呀！”说了这话，他便匆匆走了。我们约好在西尔兀家里碰头，然后各自走散。
我于约好的时间到了西尔兀那里，几乎全团军官都已到齐。他的行李已经收拾停当，房间里只剩下四堵墙壁，光光坦坦，弹痕累累。我们在桌边坐下。主人精神焕发，他的喜悦感染了大家，立刻变成了共同的喜悦。酒瓶塞子接二连三蹦出来，大酒杯里冒泡，一个劲地咝咝响，我们真心诚意祝愿离人一路平安和诸事顺遂。等到我们从餐桌边站起来，已经是黑夜了。大伙儿都在取帽子，西尔兀跟他们告别，当我正要走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抓住我的手让我留下。“我想跟您谈谈。”他轻声说。我留了下来。
客人都走了。剩下我跟他，面对面坐下，不作声，抽烟斗。而西尔兀心神不定，那种痉挛性的快活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阴郁的脸惨白，眼睛发亮，口吐浓烟，那神色就象个地道的魔鬼。过了几秒钟，西尔兀打破了沉默。
“说不定，咱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他对我说，“分手以前，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是很少重视别人的意见的，但是我爱您，我觉得，给您脑子里留下一个不公正的印象，那会使我难过的。”
他不讲了，动手装他那已经烧光了的烟斗，我不作声，低下眼睛。
“您觉得奇怪，是吗？”他接下去说，“我并没有向那个蛮不讲理的酒鬼P提出决斗。
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命就捏在我的手掌心，而我却几乎毫无危险。不过我克制了，我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宽宏大量，但我不愿撒谎。如果我能够惩罚他而完全不冒一点风险，那么我决不会饶他一条命。”
我抬眼吃惊地望着西尔兀。他这么坦白，弄得我反而有点狼狈。他再往下说：
“就这么回事：我无权去送死。六年前我挨了一记耳光，仇人至今还活着。”
这话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您没找他决斗吗？”我问，“大概，环境迫使你们分开了？”
“我跟他决斗了，”他回答，“请看，这就是决斗的纪念。”
西尔兀站起身，从硬纸盒里取出一顶带金色流苏和绦缨的红帽子（这便是法国人称之为船形帽的东西），他戴上，帽子在离额头约四公分处有一个弹孔。
“您知道，”他又说，“我当时在××骑兵团服役。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习惯了出人头地，从小便养成了这个强烈的好胜心。我们那个时候，飞扬跋扈算是时髦，我便是军队里第一条好汉。赌喝酒以海量自夸：我赢了好样的布尔卓夫——杰尼科·达维多夫曾经写诗赞颂过他。我们团里决斗是家常便饭：一切决斗的场合我都有份，不是作为公证人就是作为当事者。同事们爱我，而经常调换的团部的上司却把我当成去不掉的祸根。
“正当我心安理得地（或者忐忑不安地）享受我的荣誉的时候，我团新调来一位青年人，他有的是钱，并且出身豪门（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我平生从没有看见过这般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您想想看：年轻，聪明，漂亮，寻快活不要命，逞豪勇不回头，当当响的姓氏，花钱从不算了花，也永远花不完。请想想看，他在我们中间掀起了多大的波澜啊？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惑于我的虚名，他便寻求我的友谊。但我对他很冷漠，他也就毫无所谓，不合则去了。我恨他。他在团里以及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