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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极端狭隘的境界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自己动手也来试试写点什么呢？偏爱我的读者已经获悉，我读书是花了叮噹响的银钱的，而我也没有机会获取那一失手就溜走的东西，痴长到一十六岁还跟奴仆的孩子玩耍，随后，又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从一家住宅搬进另一家住宅，跟犹太人和店小二消磨时光，在破损不堪的台子上打弹子球，在泥泞的道上开步走。
再说，当个作家，我觉得是如此困难，对我辈如此不可企及，以至提起笔来就吓坏了自己。当我想跟一名作家会见的火热的愿望也无从实现的时候，我有什么奢望挤进作家的行列呢？但是，这使我回忆起一件事，我要把它说出来，用以证实我对祖国文学一贯的爱恋之情。
1820年，当时我还是个士官生，一次因公出差到了彼得堡，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虽然我在那里没有一个熟人，但时间消磨得倒也痛快。每天我不声不响上戏院，坐进第四层包厢。我熟知所有演员的名字，热烈地爱上了坤角，她在星期日的剧目《仇恨人类与忏悔》①中出色地扮演了阿玛丽亚。早晨，从参谋总部回来，照例我就上一家低矮的小吃店，叫一杯巧克力，读读文学杂志。一次我坐着专心阅读《善良》杂志上的一篇批评文章，一个穿青绿色大衣的人向我走过来，从我的小书本下边轻轻地抽取一张《汉堡日报》。我专心阅读，连眼睛也没抬一下。这位客人叫了一份牛排在我对面坐下。我仍旧在阅读，没有注意他。这时他吃着早餐，生气地骂了小堂倌招待不周，喝下半瓶酒就走了。有两个年轻人也在这里用早餐。
①德国作家柯泽布的小歌剧。
“你知道他是谁？”一个年轻人问另一个，“他就是E①，一位作家。”
①射影作家布尔加林。
“作家？”我不由自主大叫一声。于是我扔下没有读完的杂志和没喝完的一杯巧克力，跑去付帐，没等找回零钱就跑到了街上。我环顾四周，远远地望见那件青绿色的大衣，我便放开腿沿着涅瓦大街跟踪追去，差点跑了起来。迈了几步，陡然感到，有人拦住了我，我一看，一个近卫军军官提醒我，说我不该把他撞出了人行道，而应当立正，向他敬礼。挨了这顿训斥，我就小心翼翼了。很不幸，我老是碰到军官，我得时时停住脚步，而那位作家总是遥遥在望。有生以来，我这件士兵的大衣从没有显得如此之沉重，有生以来，军官的肩章从没有如此令我羡慕。终于，到了安尼奇金桥，我好不容易赶上了那个穿青绿色大衣的人。
“请问，”我开口说话，举手行军礼，“阁下就是E先生吗？您的出色的文章鄙人有幸在《教育竞赛者》杂志上拜读过了。”
“您错了！先生！”他回答，“我不是作家，我是诉讼代理人。不过，E先生我倒是知交。一刻钟以前在警官桥我刚碰见他。”
就这样，我对俄罗斯文学一片崇敬之心只值得我损失的那三十个戈比的找头，此外，因失职而遭到训斥，还差点被拘禁——一场空！
全不管我理智提出的抗议，那个想当作家的大胆的念头总是时时入侵我的头脑。终于，无力抵抗天性的发展趋势，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抱定百折不回的宗旨，无论写啥玩意儿非得把它填满不可。诗歌的各类体裁（因为关于驯服的散文我还无暇顾及），我都一一分析评价过了，于是决定立即着手做史诗，取材于祖国的历史。不久我就找到了我的主人公。我选定了留利克。我便着手工作。
论做诗，我可学到了一些决窍，那是我把《危险的邻居》①、《评莫斯科林荫道》、《普列斯宁池塘》②等等抄录在笔记本时所学到手的（这些笔记本在军官之间辗转传观）。
纵然如此，我的长诗还是进展缓慢。诗写到第三行，我就把它扔了。我想，史诗的体裁不是我的体裁，我便动手写悲剧《留利克》。悲剧也难产。我就想把这悲剧改成叙事诗试试看，但是，叙事诗也不肯行个方便。终于，灵感照亮了我的心，我又提起笔来，到底得心应手完成了在留利克画像下面的几行题辞。
①《危险的邻居》是普希金的一部讽刺性的长诗。
②《评莫斯科的的林荫道》和《普列斯宁池塘》是当时传抄的两首匿名讽刺诗。
且不说作为年青诗人的初试锋芒之作的我的题辞并非全然不屑一顾，但是我自知并非天生的诗人，对于这个初步经验，我还是感到满意的。从此我的创作经验将我捆绑在文学事业之上，我就不能够跟文稿和墨水瓶分离了。我想降格以求弄弄散文。机会方来，我懒得作创作前的材料钻研，懒得拟定提纲，懒得安排章节等等，我打算信手拈来零星的思想，不管它前因后果，不管它前后顺序，大笔一挥，就记下那思想刚冒出来的一霎时的模样。就这样，整整两天，我搜索枯肠，想出了如下的格言：
“若有人不服从理智之法则而听凭情欲之摆布者，彼当迷途难返，终将悔之晚矣！”这思想当然正确，但一点也不新鲜。把思想这玩意儿暂且扔到一边，我就来抓小说。但是，由于不善于处置虚构的故事，我便选择一些从各色人等口里听来的奇闻逸事，尽力渲染，绘声绘影，有时竟至企图用自己异想天开的奇葩异卉来妆饰真理。做这等小说的时候，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学会了表达得正确、顺畅和自由。但是，很快我积存的材料用光了，我只得再次找寻文学活动的对象了。
应该扔掉琐屑的和令人可疑的奇闻逸事而从事真实伟大事件的描述，这个打算早就激发了我的想象。做一个许多世纪与众多民族的公正的法官、观察者和预言家，我觉得，乃是作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但是，以我这可怜的教育程度，我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历史呢？忠良博学之士，人材济济，不是早已超越了我吗？有哪一种历史题材不被他们囊括罄尽？叫我动手写世界通史吗？——修道院长米罗特的不朽巨著难道就不存在了？叫我转到本国通史来吗？那么，在塔吉雪夫·鲍尔静和戈里可夫之后，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当我连斯拉夫文的数字还不熟悉的时候，我能埋在编年史的故纸堆中去发现古文献的隐密的涵义吗？我再打算弄弄小范围的历史，例如我省省会志，但这事也有不少障碍，我简直难以克服。要进城去，拜会省长和主教，请求允许进入档案库和寺院典藏室，等等。而编写本县县志对我倒方便得多，但这种县志对于哲学家或实用主义者都索然寡味，对于文章妙手也不能提供材料。××改名为县城始于17××年，其唯一显赫的事件记载于其史册者，便是十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掉了劝业场和县府衙门。
一次意外的机缘解决了我的疑难。我的洗衣妇在阁楼上晾晒衣服，发现了一只篮子，里头塞满了一团破烂、刨花和书本。全家都晓得我爱读书。我的管家婆这时正跟我坐在一起。
面对我的稿本，我正咬着笔头，寻思总结乡下说长论短的经验。管家婆得意洋洋，把一只篮子拖进我房间，高兴地大叫：“有书！有书！”
“有书！”我应和着，狂喜地奔到篮子旁边。确实，我见到一堆书，绿的和蓝的封面——这是一批陈年皇历。这个发现使我热情立即冷却，但我总算高兴得到这个意外之物，因为那终归是书籍啊！慷慨解囊，我赏给那个洗衣妇半个银卢布。
等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翻阅这些皇历，很快我便被强烈地吸引进去了。这些皇历，从1744年到1799年，五十五年没有间断。通常附加在历书上以备记录之用的蓝色纸页，写满了老式字体的文字。瞥一眼这些文字，我吃惊地发现，它们不但记载了风雨晦明的变化以及陈年流水账目，也有关于戈琉辛诺村的沿革的简短的叙述。我立即动手分析这批珍贵的笔记并且很快发现，这些笔记保持着严格的编年顺序，构成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内我的祖传田产的一部完整的历史。此外，还包含着经济、统计、气象以及其他科学观测的取之不尽的材料。从此以后，研究这些笔记完全占住了我的时间，因为我看出有可能从中整理出结构谨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