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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的囚徒-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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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数据显示出来:8点中有2点不在一条直线上,7个实验中有一个疑点不能成立。我们把它归咎于实验的易变性,或者统计学上的偏差。这些是科学上不可避免的情况。于是,我们发表了经过处理的结果。论文引起了轰动,同事和竞争对手竞相重复我们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测试验证。“正常的科学”占了上风,我们的范式在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    
    假如我们的洞察力深邃,我们的推理无懈可击,那么修改数据从道德上来说又该如何解释呢?150年前,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注意到这种行为,他严厉谴责了这种不轨行为。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孟德尔肯定这么做过,艾萨克·牛顿爵士也可能做过,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实的眼光,修饰过他的数据资料。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的学生如何呢?他们因此受到感染了吗?我们是否由于无视榜样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们所信奉的原则?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断的追求,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类灰色的问题正是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揭示的。然而我不能够,也决不会,按照一般的做法明确声明不承担责任,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所有与真实情况相一致之处都仅仅是巧合。这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例如,基本上所有关于昆虫的细节都是真实的:雄性蝎蛉真的表现出易装癖(异性模仿)行为,雌性汗蜂的性行为确实受到一条化学贞节带的影响;信不信由你,根据鲁珀特·默多克的论文发表之前的一项实验证实,《华尔街日报》真的会阻止无翼小虫的性成熟,导致一种昆虫夭折,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却无碍。    
    本书虽然是虚构的科学故事,却有一个例外,故事中所描述的科学事实都是真实的。康托教授、杰里迈亚·P·斯塔福博士和塞莱斯蒂娜·普赖斯,以及其他许多次要人物,诸如格雷厄姆·勒夫金教授、库尔特·克劳斯和琼·阿德利(原姓亚德利)都是我虚构的。在我的书中,琼·阿德利将名字从亚德利改变成现在这样,以便爬到作者署名的前面,这确有事实根据。我的确有一位科学界的熟人,通过法官的笔,跳跃了20个左右的字母跑到了前面。谁能够保证康托、斯塔福和其他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呢?在我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遭遇了在各种伪装下的这种人物。除此以外,其余大多数名字都是一些真实的人物:那些获得过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哈佛大学教授中的有机化学教授,名声卓著的科学家麦康奈尔、中桥、罗洛夫斯、罗勒、斯托克和威廉斯;《科学》杂志的科什兰和《自然》杂志的马多克斯等编辑。我曾经遇见过所有这些人,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挚友。我让他们出现在书中决无他意,纯粹是因为我仰慕他们的成就和人品。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辎重。为了要说明这些,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个完全虚构的肿瘤发生理论。像小说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样,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论证,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可能。虽然他们的研究是编造的,但是,实验室的背景、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抱负却都是真实的,并没有编造和夸大。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说服自己,他们(康托和斯塔福)的科研项目纯粹是虚构的,才能够深入描写那些行为和态度。其实,这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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