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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遥远的国度，至少美国人会这么认为。在您写作时，您是否也意识到：您是在边远的地方发送报道？”
“边远的地方。这说法有意思。目前，你会发现，许多澳大利亚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个说法。离哪儿远了？他们会问。不管怎么样，这说法有一个确定的意义———纵然这意义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是一个崇尚极端的国家———我宁愿说，我们是相当平和的———不过，我们是一个具有极端倾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保留着自己的极端倾向，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反对。如果你开始堕落，也没有多少人会来阻止你。”
她们的话题回到了平常的事物，回到了熟悉的范围。约翰可以不听了。
咱们跳到当天晚上，说说正事，颁奖的事。作为演讲者的儿子和伴侣，约翰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了听众席的第一排，在贵宾之间。坐在他右边的女人作了自我介绍。“我的女儿在奥尔托纳学院读书，”她说，“正在写学位论文，是关于你母亲的。她是个铁杆迷，让我们读你母亲的所有作品。”她拍了拍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的手腕。他们看上去很有钱，是老派的有钱人。毫无疑问，是慈善家。“在我们国家，你母亲很受仰慕。尤其是年轻人。我希望你把这一点告诉她。”
在整个美国，青年女子们都在写关于她母亲的论文。有崇拜者，有追随者，还有信徒。告诉母亲，她有一批美国信徒，她会高兴吗？
咱们跳过颁奖场面。太频繁地打断叙述，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讲故事，如果要产生效果，就要哄着读者或听者，让他们进入一种如梦状态；在这种状态里，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会渐渐消亡，被接踵而来的小说中的时空所取代。闯入梦境，转而去注意故事的建构，会严重损坏那个现实的幻象。然而，除非咱们把几个场景跳过去，否则咱们整个下午都会停留在原地。咱们跳过去的不是文本的组成部分，而是表演的内容。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4）
颁奖典礼如期举行；之后，讲坛上只剩下他母亲，她得发表受奖演说，议程安排中的题目是“何为现实主义”。时间到了，该她露两手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戴上了她那看书时才戴的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着，便开始念了起来。
“我出版第一本书是在1955年，那时我住在伦敦，而那时的伦敦，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文化大都会。我还清楚记得邮政包裹到达那天的情景，那是提前给作者的样书。我一拿到手，自然感到很激动；因为它是印出来的，装帧好的，实实在在的，不可否认的。可是，有件事让我感到不踏实。我给出版商打电话说：‘保存本寄出去了吗？’我问他。直到他们向我保证，当天下午，他们肯定把保存本寄出去，寄往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我才放下心来。不过，最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这是我的宏愿：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有我的一个位置，与其他姓氏以字母C开头的大作家，如卡莱尔、乔叟（Chaucer）、科勒律治（Coleridge）和康拉德（Conrad）等，能摩肩而立。可笑的是，结果发现，我的文学紧邻是玛丽·科里利。
“现在有人会笑话我那样的天真。不过，在我焦灼的追问后面，有一种严肃的东西；而相应地，在严肃的后面，有一种可怜的东西，还不太容易承认。
“让我来解释一下。先不管所有那些你们已经写出来的书籍，它们行将灭亡———由于没有人买，它们将被化成纸浆，读者会翻阅一两页，然后打个哈欠，把它们永远扔在一边，它们将被留在海边的宾馆里，或火车里———抛开所有这些行将隐没的书籍，我们肯定能感觉到，至少有一本书，它不仅会被阅读，还会受到爱惜，它会得到一个家，在书架上拥有一个位置，那位置将永远属于它。在有关保存本的想法的后面，我有这样一个愿望：纵然第二天，我自己被一辆公交车撞翻；但是，如果命不该绝，那么我这个头胎儿将有一个家，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它可以打盹，没有人会用棍子来戳它，看看它是否还活着。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表达的一个意思：如果我，这副凡人的躯壳，即将消亡；那就至少让我能通过我的作品延续生命。”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继续反思着转瞬即逝的声名。咱们跳过去一些吧。
“不过，当然啦，大英博物馆，或（现在的）大英图书馆不会永远存在。它也会崩塌、腐烂，它架子上的书也会变成尘埃。不管怎么样，在那样一天到来之前的漫长时间里，由于酸性物质会侵蚀掉纸张，由于人们对空间的需求量越来越多，那些丑陋的、没人读的、没人要的书籍，将被人用车运到这个或那个地方，并被扔进火炉，它们所有的痕迹都将被人从主要目录中清除。从那以后，它将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
“这是通天塔图书馆的另一个幻象，对我来说，它比博尔赫斯的幻象更加让人心烦。它不是这样一个图书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书籍，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共存一处；它是那样一个图书馆，里面没有那些真正想出来的、写出来的和出版了的书籍，甚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不记得有那样的书。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表达的另一个意思：是更加可悲的一个意思。名声本身不会把我们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大英图书馆或国会图书馆也同样靠不住。在奥尔托纳学院，在这个让我自豪的夜晚，我必须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要注意这一点。
“现在，让我言归正传，‘何为现实主义？’
“弗朗茨·卡夫卡讲过一个故事———也许你们知道这故事———一只猿猴，穿戴整齐，去参加一个活动，它向一群学者发表演讲。这是演讲，但也是考验，考试，口试。猿猴不得不表现出，它不仅能说听众们的语言，而且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礼仪和习俗；所以，它适合于进入他们的社会。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想起卡夫卡的故事呢？是不是我想要装扮成一只猿猴，把自己从自然环境中拉出来，在一群挑剔的陌生人面前，被迫进行表演？我希望不是。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不是异类。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你们就会记得，它是以自白的方式表现的，猿猴的自白。在这种方式中，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以局外人的眼光，去审视演讲者或听众。因为，据我们所知，演讲者不会‘真的’是一只猿猴，可能只是一个人，像我们大家一样，因为受到迷惑，所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猿猴，或者，带着沉重的嘲讽，为着修辞的目的，把自己扮成一只猿猴。听众也一样，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可能不包括那些腐朽的、面色红润的伪君子，伪君子们会脱下皮夹克和遮阳帽，换上晚会的行头。听众中可能包括一些猿猴的同类，它们都受过训练，如果说还没有达到演讲者的水平———他能用德语说出复杂的句子———至少也能静静地坐着听。或者，如果它们还没有被训练到那种程度，我们就把它们拴在座位上，训练它们别吱吱乱叫，捕捉虱子，或公开挠痒痒。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的，这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是一个人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猿猴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个人跟一群猿猴说话（尽管，我想，不大可能是这最后一种情况）；或者，甚至只是一只鹦鹉跟一群鹦鹉说话。
“曾经一度，我们是知道的。当作品里说‘桌子上竖立着一杯水’，过去我们惯于相信，真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真的有一杯水；我们只需要朝文字之镜瞥一眼，就能看见桌子和水杯。
“可是，一切都终结了。文字之镜被打破了，看起来已无法修复。演讲厅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你们的猜测跟我的一样有道理。人对人，人对猴，猴对人，猴对猴。演讲厅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动物园。纸页上的文字将不再经得起磨损，不再被看重。每个人都宣称‘我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在虔诚的罗马人家里的壁炉架上，往往供奉着家神；而在我们的壁炉架上，过去常常与《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并肩而立的，则是词典；现在这词典已经成了一册电码本，夹杂在众多书籍中。
“我出现在你们面前时的情形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