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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吧。回到墨尔本去，回到那个星期六上午去。她可以发誓，当时，她感到了魔鬼那滚烫而坚硬的翅膀刮过她的肌肤。她是被迷惑了吗？“我不想读这书，”她自言自语道。可是，尽管她这么想来着，但她还是继续读着，而且读得很兴奋。“是魔鬼在领着我往下读”，这是个什么样的借口啊？
保罗·韦斯特只是在尽他的作为作家的义务。从他笔下的刽子手身上，他使伊丽莎白看到了人类多种形式的堕落的一种。从那些被刽子手杀害的人的身上，他使伊丽莎白想到，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可怜的、被桎梏的、哆嗦着的牲口。韦斯特这样写有什么不对呢？
她说了些什么？“我不想读这书。”但她凭什么拒绝？凭什么不去了解———全面而清楚地去了解———那些她已经了解的东西？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使她想要抵制，想要拒绝这杯子？但她为什么还是要喝———喝得太饱了，以至于一年之后，她仍然在抱怨那个把杯子送到她唇边的人？
假如这门的背后装着一面镜子，而不仅仅是一个钩子；假如她脱光衣服，跪在镜子前，那么，松垂的乳房和长满老年斑的屁股，使她看上去很像那些私密的、绝对私密的照片上的女人，那些照片是在欧洲战争时期拍摄的，那些女人的目光仿佛盯着地狱，她们赤身裸体，跪在一道壕沟的边上。再过一分钟，再过一秒钟，她们就会滚进壕沟，脑袋里装着子弹，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死。只不过，那些女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活到她的年纪，只是由于饥饿和恐惧，她们全都形容枯槁。她同情那些死去的姐妹，也同情那些死在屠夫手里的男人；这些人又老又丑，足以当她的兄弟。她不喜欢看到她的兄弟姐妹们被侮辱，这些侮辱的招数用在老人身上是太容易了，比如，脱光他们的衣服，拔光他们的牙齿，逗弄他们的阴茎。如果那天在柏林，她的兄弟们即将被绞死，如果他们在绞索的尽头抽搐，他们的脸憋得通红，他们的舌头往外伸着，眼球往外突着；那么，她是不想看的。一个姐妹的克制。让我把目光转向别处吧。
“别让我看，”这就是她向保罗·韦斯特提出的请求（只不过当时她不认识保罗·韦斯特，当时保罗·韦斯特只是封面上的一个名字），“别让我经受这一切！”但是，保罗·韦斯特没有饶过她，而是迫使她读下去，“激励”她读下去。因此，她不会轻易饶恕保罗·韦斯特。也因此，她追着他，经过汪洋大海，一路追到了荷兰。
这就是事实真相吗？这是否算是一种解释？
不过，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写她的东西，或者说，她习惯了。直到她把这事往好里想之前，她一直没想过，要去抓破某人的脸，那是斗兽场里的行为。如果撒旦不在斗兽场里施暴，把他的翅膀的阴影投在野兽们身上，那些野兽的鼻孔里已经充满了死亡的气味，它们被刺倒在一道斜坡上，就面朝着那个手里拿着刀枪的人；那个人像希特勒的手下（学会了他对待牲口的那些做法）一样冷酷无情，而且只会玩“老一套”（尽管伊丽莎白开始感到，“老一套”这个说法本身也应该退休了，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撒旦不在斗兽场里施暴，那他在哪儿？跟保罗·韦斯特一样，伊丽莎白也知道如何玩弄词汇，直到把它们整好，使它们对着读者的脊梁骨施行电击一般的打击。“我们自己的屠夫”。
那么，她现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在，突然之间，她变得端庄起来。现在，她再也不想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因为这会使她想到死亡。她想把所有丑陋的东西都包起来，并塞进抽屉，储存起来。一个老女人使时钟倒转，回到她童年时代爱尔兰—天主教的墨尔本。就是这么回事吗？
“回到过去的体验。”撒旦拍动着硬邦邦的翅膀：是什么东西使她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这狭小的女盥洗室里，只有两个隔间，她就占着一个。某个好心人会认定她虚脱了，从而叫来看门人，把锁砸开；她还能占多久？
二十世纪是“吾主撒旦”的世纪，现在已经过去了，完蛋了。撒旦的世纪，也是她伊丽莎白的世纪。如果她碰巧爬过了终点线，进入了新世纪；那么，她肯定还不能适应。在这样不熟悉的时代里，连撒旦都还在摸索着走路，试图想出新的阴谋诡计，建立新的根据地。撒旦把他的营帐临时设立在一些地方———比如，在保罗·韦斯特身上。根据她所了解的情况，韦斯特是个好人，或者说，最好的人；但是，他又是个小说家，那就是说，也许他一点都不好；不过，从终极意义上说，他绝对想做好人；否则，他干吗要当作家？撒旦也把他的住处建立在女人身上。他像血吸虫，像蛲虫：我们从生到死可能都不知道，它们一代代地在我们身上繁殖。撒旦就在我们的肝上，就在我们的肠子里。在去年那个致命的日子里，她再次明确感到了撒旦的存在。到底是在韦斯特身上，还是在她自己身上？
老人们，兄弟们，被绞死，被处决，裤子挂在脚踝上。在古罗马，不是这样的。在古罗马，刽子手们制造过这样的行刑场面：把死囚犯拖过喧闹的人群，一直拖到一个满是骷髅的地方，然后把他们钉在木桩上，或剥掉他们的皮，或在他们身上涂满沥青，然后把他们扔进火里。纳粹分子，在卑鄙和卑劣方面，可以跟古罗马的刽子手媲美，他们在田野里用机关枪扫射人群，在掩体里向人群施放毒气，在地窖里把人绞死。古罗马的刽子手想方设法，就是要让死囚犯尽可能地感到死刑的残酷、感到死刑的痛苦；如果说，古罗马刽子手的行刑手段并不过分，那么，纳粹分子的行径又有什么过分的呢？那要她去忍受的，是否只是柏林地窖里的污秽———太像是真正的现代的污秽？
这就像是一堵墙，使她一再地碰壁。她不想读，但她还是读了；她被强暴了，但她也参与了这暴行。“他迫使我这么做，”她说。但她也迫使别人这么做。
她真不应该来阿姆斯特丹。开会是让人交流想法的；至少，这是举办会议的初衷。当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时，你不可能跟人交流想法。
门口有尖叫声，那是一个孩子的声音：“妈妈，里面有人，我能看见她的鞋子！”
她赶紧放水冲了马桶，打开门，走了出来。“对不起，”她说。她避开了那母女俩的目光。
这孩子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她要在里面待这么长时间？”假如她能说荷兰语，她可以把那孩子开导一下，“因为，你年纪越大，待在盥洗室里的时间就越长；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一个人待着；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想公开做，再也不想。”
她的兄弟们。刽子手们允许他们最后用一次厕所吗？或者，让他们屁滚尿流也是处罚的一部分？对此，至少保罗·韦斯特，进行了掩饰；谢谢他一定程度上的怜悯。
他们死后，没人擦洗他们。有史以来，擦洗是女人的工作。地窖里的事情发生时，没有女人在场。女人禁止入内；只有男人。不过，也许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之后，等到黎明那玫瑰色的纤指抚摸东方的云霄时；女人们会到来，那些德国女清洁工，不知疲倦地，她们一从布莱希特的作品中走出来，就开始干活，清理乱糟糟的现场，冲洗墙壁，擦洗地面，使一切都看起来非常整洁；在她们走后，你决不会想到，头天晚上，小伙子们曾经在那儿玩过什么样的游戏。你决不会想到的———直到韦斯特先生走来，重新把这地窖完全打开。
十一点了。下一个讨论，下一个演讲，肯定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她该选择一下。她可以回宾馆，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继续哀哀戚戚；或者，她也可以蹑手蹑脚地回到演讲厅里，在后排找个座，做他们让她到阿姆斯特丹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听别人对邪恶问题发表高见。
应该还有第三种选择，应该有一个办法能使这上午圆满结束，使之有内容、有意义，使那冲突到最后有个了断。冥冥中应该有个安排，比如说，让她在走廊里撞见某人，那人也许就是保罗·韦斯特；应该会有某种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像闪电一样突然，像闪电一样为她照亮前方。哪怕在闪电过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