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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任何一个人：卖布的商贩，或梵文教授。他有多种伪装，其中一种可能跟撒旦一个模样。伊丽莎白犹豫着，走了过去。
荷兰文报纸、头皮屑……不，保罗·韦斯特不会读荷兰文报纸，也不会有头皮屑。但是，如果她下定决心要做研究恶魔的专家，那么，她是否就应该能够把恶魔的气味嗅出来？恶魔会有什么样的气味呢？硫磺味吗？硫磺石？祖克隆B的气味吗？或者，恶魔像精神世界里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变得无色无味了？
八点半，巴丁斯来叫她。他们俩一起走过两三个街区，到达了一个剧院，会议将在那里举行。在演讲厅里，巴丁斯指了指一个自个儿坐在后排的人，说：“那就是保罗·韦斯特，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吗？”
尽管这不是她在吃早饭时见到的那个人，但两人在身材上甚至在相貌上，不无相似之处。
“过会儿吧，”她轻声答道。
巴丁斯找了个借口，走开了，干他自己的事去了。还有大约二十分钟，会议才会开始。伊丽莎白走过听众席。“韦斯特先生吗？”她问道，尽可能显示出高兴的样子。这种样子可能会被叫做“女人的诱骗术”；自从她上次用过以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如果诱骗术果真有效的话，那么她愿意用一下。“我能跟您说会儿话吗？”
韦斯特，真的是韦斯特；他正在读一本书。让伊丽莎白感到大为惊讶的是，那似乎是某种搞笑书。这时，韦斯特的目光离开书，向上看了一眼。
“我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说着，在韦斯特的身边坐了下来，“这事我不太好说，所以干脆让我直说了吧。我今天的演讲会有几处涉及您的一部大作，就是《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实际上，我这演讲的大部分是关于那本书的，也是关于您这位作者的。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没料到您会来阿姆斯特丹。组织者没告诉我。不过，当然，他们为什么就应该告诉我呢？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打算讲什么。”
伊丽莎白顿了顿。韦斯特盯着远处，没有给她任何帮助。
“我猜想，我能够，”她继续说道，此时她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提前请求您原谅，请求您别觉得我是针对您个人说的。不过，您也许会问———这是完全正当的———既然都要提前道歉，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把话说出来，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些话从演讲中删掉。
“事实上，我的确考虑过删掉那些话。昨晚，我熬了大半夜。我在听说您要来这儿之后，力图找到一种方法，把我的观点弄得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无礼。我甚至想过干脆称病不出席今天的会。但是，我如果那样做，对组织者来说，将是不公平的：您不这么认为吗？”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韦斯特说话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什么也没说，而是继续盯着前方，让伊丽莎白看着他那相当英俊的轮廓。
“我要说的是，”她说着，看了看手表（还剩十分钟，剧院里开始人头攒动；她必须直奔主题，没时间细谈了），“我主张的是，我们应该警惕种种恐怖行径，那些您在书中描写的恐怖行径。作为作家，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不仅为我们的读者，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被自己所写的东西毁灭，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所写的东西能使我们把人变得更好，那么，当然，我们的作品也会把人变得更坏。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同意我的看法。”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4）
又是一个机会。但那人还是固执地保持着沉默。他心里闪过的是些什么样的念头呢？他是否在想：他来到荷兰，这个风车和郁金香的国度，是来参加会议的，现在却被迫听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巫婆发表长篇大论，而且看来，在后面的会议期间，他将再次不得不干坐着听这老巫婆发表这同样的长篇大论。他这是何苦呢？“一个作家的生活，”伊丽莎白应该告诉他，“是不容易的。”
一群年轻人，可能是学生，一眨眼之间，就在他们前面的那些座位上坐了下来。韦斯特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伊丽莎白被激怒了；她真想提高嗓门，把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戳到他的面门上。
“您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是烙铁烙下的。有些页码燃烧着地狱的火焰。您肯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些页码。具体说来，就是那个绞刑场面。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愿意写出那样的文字的。这就是说，也许我能写，但我不愿意写，我不愿意让自己写，绝对不愿意，就像现在我不愿意写。我认为，作为作家，我们想象出那样的场景，然后从自己的想象中走出来，我们无法一走了之，不可能完全不受伤害。我认为，那样的写作可能会伤害作者本人。这就是我在演讲中想说的。”她往外托着她那个绿色的文件夹，摸着里面的演讲稿，“我不是来请求您的原谅的，甚至不是来请求您的宽容的。我只是在做一件正当的事，只是在通知您、警告您，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她感觉自己更强大更有信心了，而且更愿意对这个男人，这个懒得跟她搭话的男人，表达自己的恼怒，甚至愤怒。）“因为您毕竟不是孩子了，您应该知道您这是在冒险，应该意识到，您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不可预测的后果；现在，您瞧，您看”———她站起身来，把文件夹紧紧贴在自己胸口，就好像那文件夹是盾牌，可以使她避开那在韦斯特周围扑腾着的火焰———“后果已经产生。我讲完了。谢谢您听我讲完，韦斯特先生。”
巴丁斯站在大厅的前面，优雅地挥着手。时间到了。
伊丽莎白演讲的开头部分符合常例，都是大家熟悉的内容：作者的身份问题、作家的权威问题。她列举了各个时代诗人的一些主张，如，要写出具有更高价值的真相，而这真相是否可信在于它是否揭露了什么。浪漫主义时代正好是无与伦比的地理大探索的时代，因而诗人们进一步主张，他们有权利到那些被禁止的或有禁忌的地方去冒险。
“我今天要问的是，”她继续说，“艺术家装出一副探险英雄的样子，他是否真的是一名探险英雄呢？当他一只手举着烟熏火燎的宝剑，另一只手提着怪物的头颅，从洞穴里钻出来时，我们就向他欢呼；我们这么做，是否总是正确？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要引用一部想象之作。这部小说出现在几年前，它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部勇敢之书。我们，在我们这个幻灭时代，制造了一个最接近于神话中的怪物的人物，那就是希特勒；这部小说就是关于希特勒的。我指的是保罗·韦斯特的小说《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其中有一章尤其生动。在那一章里，韦斯特先生叙述了1944年7月那个密谋者被处决的事件（只有封·斯陶芬伯格伯爵不是在那时被处决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就被一个狂热的军官开枪打死了；为此，希特勒还很恼火，因为他想让他的敌人慢慢地死）。
“假如这是一次平常的演讲，那我会在此读一两段给你们听，好让你们感受一下这部非凡的书。（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一个秘密，作者就在我们中间。让我请求韦斯特先生的谅解，因为我居然当着他的面说他：在我写演讲稿时，我压根没想到，他会来这儿。）我应该从这些悲惨的书页中，挑出一部分念给你们听；但我不愿意那么做，因为我相信，听这样的东西，对你或对我，都不会有好处。我甚至敢断言（现在我要摆出我的主旨了）：我相信（如果韦斯特先生能宽恕我，那我就要说）：写这些东西，甚至对他自己，都不会有好处。
“这就是我今天的论题：有些东西念出来‘或写出来’，是没有好处的。让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述我的观点：我要严肃地表明，有些艺术家进入禁区去冒险，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自己来说，这种危险是非常具体的；对大家来说，这种危险可能也是存在的。我之所以有此严肃的声明，是因为我对‘禁区之为禁区’这个问题有过严肃的思考。1944年7月，那些密谋者被绞死在一个地窖里，这个地窖就是一个危险的禁区。我认为，我们，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走进那个地窖。我认为，韦斯特先生也不应该去那儿。如果他决定非要去，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