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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时间好好写回信，给你们满意的答复。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她说，在手稿市场，她的这些书信非常吸引人。打那以后，她就不再回信。
在那垂死的鲸鱼周围，有一圈金光闪闪的斑点。它们伺机钻到鲸鱼的体内，迅速地满满地咬上一口。
他们到了餐馆。天下着小雨。忒蕾莎让母子俩在门口下了车，然后把车开走，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有一会儿，母子俩站在人行道上，就他们俩。“咱们现在还可以溜，”约翰说，“现在还不太晚。咱们可以打个车，到宾馆那儿停一下，拿上东西，八点半能赶到机场，乘头班机离开。等骑警一到，咱们已经从现场消失了。”
约翰笑着，伊丽莎白也笑了。他们将参加整个活动，那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至少在心里动一动逃跑的念头，也是一种取乐的方式。玩笑、密谋、同谋，这儿瞥一眼，那儿说一句；那就是他们共处或分开时的情形。他将是她的绅士，她将是他的骑士。他会尽可能地保护她，他会帮助她披甲戴盔，把她扶上战马，还帮她把小圆盾绑到胳膊上，把长矛递到她手里，然后退下。
餐馆里有餐馆里的景象，主要是聊天，我们就略去不谈了吧。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宾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要儿子把刚才他们遇到的一干人等全都列在一个表里。约翰应命，把每人的名字和身份写出来。他们的东道主叫威廉·布罗特嘉姆，是奥尔托纳学院艺术系的主任。评委会的召集人叫戈登·惠特利，是个加拿大人，麦吉尔大学的教授，著有关于加拿大文学和威尔逊·哈里斯的书。有一个他们称作托妮的人，跟伊丽莎白谈论过亨利·汉德尔·理查森，也来自奥尔托纳学院。托妮是研究澳大利亚的专家，她曾在那儿教过书。她认识波拉·萨赫斯。那个秃顶男人叫凯日赣，是个小说家，生于爱尔兰，现在住在纽约。第五个评委坐在凯日赣旁边，姓莫比乌斯，现在加利福尼亚教书，并编辑一份刊物。她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说。
“你跟她还挺谈得来的，”伊丽莎白对约翰说道，“她挺好看的，不是吗？”
“我觉得是。”
伊丽莎白想了一下，“不过，难道他们这一伙人不是打击你来着，以为你……”
“无足轻重？”
她点了点头。
“嗨，他们才是小人物呢。大人物不会陷入诸如此类的表演。大人物正在为大问题绞尽脑汁呢。”
“对他们来说，我不够分量吗？”
“够，您完全够分量。您的不利因素是您不是个问题人物。您写的东西还不成其为问题。您一旦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他们就可能转而来奉承您。不过，现在么，您还不是个问题，只是个例子。”
“什么方面的例子？”
“写作的例子，能证明像您这样出身、地位的一代人是如何写作的，就是这么一个实例。”
“一个实例？允许我抗议一句吗？难道我在写作上付出种种努力，不是为了跟任何别人都不一样吗？”
“母亲，您挑中我跟您吵架，是毫无意义的。学术界是如何看待您的，我可不负责。不过，您确实应该承认，在某种层面上，我们说话、写作，跟所有人都一样。否则，我们都愿意说或写私语了。更多地考虑自己跟常人相同的地方，而不是与众不同之处———这并不荒谬啊———是吗？”
第二天早晨，约翰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文学争论。在宾馆的健身房里，他跟评委会主任戈登·惠特利发生了口角。他俩并排骑在锻炼用的自行车上，展开了大声争论。他跟惠特利说，如果他母亲知悉，只因为1995年被定为澳大利亚年，所以她才荣获斯托奖，她会很失望。
“那她想怎么办？”惠特利高声答复道。
“她想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约翰说，“而且这是评委会的如实想法。不管是最好的澳大利亚人，还是最好的澳大利亚女人，只要是最好的就行。”
“没有无穷大，我们就不会有数学，”惠特利说，“可是，那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个无穷大。无穷大只是一个构想，一个人类的构想。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最棒的。不过，在我们的时代语境里，我们自己心里必须明白，诸如此类的一个说法到底有什么含义。”
这个无穷大的比喻让约翰觉得摸不着头脑，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他希望，惠特利的写作不像他的思想那么糟糕。
现实主义者一向对各种思想感到不舒服。它不可能有别的含义：它的前提在于这样一个想法，即思想不会自己独立生存，只能存在于实物之中。因此，当人们，比如这两人，需要对思想展开争论时，现实主义者就会被迫杜撰出各种情景———在乡间漫步、闲聊———在那样的情景中，他们会放声争论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争论使思想“道成肉身”。事实证明，“道成肉身”这个说法很关键。在这样的争论中，思想没有，确切地说，不可能自由散播。思想被捆绑在那些把它们说出来的人身上，而且是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说话者是依照他们的个人兴趣为人处世的———比如，约翰不想让他母亲被人们看做是“米老鼠”一般的后殖民主义作家；或者，再如，惠特利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派的绝对主义者。
十一点钟时，约翰轻轻地敲响她的房门。她即将度过的是漫长的一天：接受学校广播站的一个采访，还要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晚上，她要出席颁奖典礼，还要在典礼上讲话。
她应付主持人的招数是，掌握谈话的主题，跟他们谈那些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过的内容。她老是那么做，以至于约翰以为那些内容已经凝固在她的脑子里了，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相。先是一大段关于她在墨尔本郊区的童年情景的谈话（袋鼠在花园的地上尖声嘶叫），然后是一小段关于危险的谈话，即中产阶级安全的想象是危险的。她又谈到了她父亲的死亡，那是在马来亚，由于肠炎。她还谈到了她母亲在某个不显眼的地方，用钢琴弹奏肖邦的圆舞曲。然后，她又谈起音乐对她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即兴演奏。她谈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情况（狼吞虎咽、没有选择），随后，她把话题跳到了维吉尼亚·伍尔夫，以及伍尔夫对自己的影响；她初读伍尔夫的作品时，还是个学生。她谈到了在艺术学校度过的一段时光，又谈到了战后她在剑桥大学度过的一年半时间（“我记得比较牢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取暖”），还谈到了她在伦敦度过的岁月。（“本来，我以为，我可以作为翻译家谋生；可是，我掌握得最好的语言是德语，而在那些日子里，德语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她谈起她的第一部小说。尽管那部小说比起别人的作品来要高出一头，但她自己对它作了适度的贬低。接着，她又谈起她在法国的岁月（“那时很任性”），暧昧地回顾了一下她的第一次婚姻。最后，她谈到自己如何带着年幼的儿子，即约翰，回到澳大利亚。
总之，约翰边听边断定，这是“匠人般的”表演———如果我们还能用“匠人般的”这个说法的话。这番表演吞噬了几乎一个小时。伊丽莎白似乎故意要这么做。最后只剩下几分钟了，她用来绕着弯子回答那几个以“您认为如何”开头的问题———她如何看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妇女问题、土著人权利、澳大利亚小说等大问题。约翰在她身边时近时远地生活了将近四十年，仍然并不确切地知道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不太清楚；不过，谢天谢地，他不是非得要知道。因为，他怀疑，母亲的思想跟大多数人的一样，没什么意思。一个作家，不是思想家。作家和思想家。粉笔和奶酪。不，不是粉笔和奶酪，而是鱼和鸟。但伊丽莎白属于哪一类呢？鱼还是鸟？她何以为生呢？水还是空气？
这天上午来采访的主持人是专程从波士顿赶来的，是个年轻人，伊丽莎白对年轻人往往很宽容。但这一位是厚脸皮，没法把她糊弄走。“请您说说您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采访者乘胜追击：“在作品《爱可尔斯街的房子》中，主人公马伊蓉·布卢姆在她丈夫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