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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来，创造出“运十”奇迹的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技术人员沉重无比，他们于1984年6月4日，联名上书《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 DC…9超80，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但为时已晚。
当时虽不是最高决策者，但仍有不小作用的总理赵同志批示道：此事已定，不要再议了。
大飞机！大飞机！
买波音飞机的钱都已经足以买下整个波音公司，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呢？”
大型民用客机市场是波音和空客的自留地，中国要想在欧美瓜分了的自留地里插足，困难重重，。
空客中国公司，他们的回答是，规律表明，世界市场只能容纳两个大飞机制造商。
波音驻中国办事处的一位管理人员则称：“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
仔细研究中国大飞机研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每每中国的大飞机计划有所行动或进展的时候，便会有国外资本站出来，打着合作的旗号允诺出让技术。
2004年3月，当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再次热情高涨的时候，他们又来了。
2004年6月10日，波音公司与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两集团将为波音飞机提供零件和组件，包括波音7E7梦想飞机的方向舵。
紧接着，2004年11月1日，空客中国总裁劳伦斯。博龙向媒体透露，空客计划2005年于中国成立空客在欧洲、美国之外的第3个飞机研发中心，该中心在2008年之前将招收200名中国工程师。他说，在新一代空客飞机项目A350中，中国将是一个风险共担的全面合作伙伴。
必须牢记前车之鉴“波音和空客不可能把中国培养成自己的对手，这些合作的目的是让中国彻底放弃新的大飞机计划。”
在中国有“运10”的时候，麦道、波音、空客都希望与中国合作，但我们抛弃“运10”后，麦道与中国的合作终止，空中客车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AE…100计划也很快被外方毁约——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是“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
“这致命的打击使得中国民机丧失了非常关键的20—30年的发展机遇。”
运10刚刚试飞成功，原三机部（航空部）就有了替代运10的合资计划。
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
麦道82是中国第一个整机合作项目，截止1994年先后共交付35架给航空公司使用，其中5架返销美国环球航空。
当时仍然有人主张运10的平台不应该被抛弃，但这种想法因为已经开始合作组装麦道82而“不必再议了”，自主设计的道路就此彻底堵死。
麦道90项目被称道的是其国产化率达70％，并获得美国FAA生产合格证（PC）的延伸。1997年波音在全公司范围内关闭麦道90生产线，麦道90生产线只生产了2架就草草收场，麦道90项目血本无归。
而且项目尚未完结，波音就通知中方销毁所有的技术资料与图纸。
1992年国家承诺拨款100亿元后，航空工业部门提出100座的AE100项目，计划通过谋求与国际知名商用飞机公司合作，通过获得外国技术支持来开发中国的飞机平台。但在中方采取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后，选定的合作对象空客公司却要价越来越高，甚至在商务谈判中每谈一次都要收取“技术转让费”（因为要向中方解释怎样造飞机），最后久拖不决而不了了之，100亿元的拨款在花掉一小部分后被国家收回。
以上是从运10下马以后的20年里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简单情况。其发展趋势是，项目的座级越来越小（运10是187座，麦道82是147座，麦道90是150座，AE100是100座），但代价却越来越高（运10实际投资5。4亿，麦道82项目盈亏持平，麦道90血本无归，AE100预算100亿）。
一旦走上抛弃自主设计去依赖外国设计的道路，中国民用航空工业会接踵失败。
工业文化革命的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工业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业も家计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工业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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