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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