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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新来华盛顿的人对这里的居民不屑一顾，并且违反他们的规则，即使这人是总统，他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克林顿就是这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萨利·奎因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激怒了克林顿，却赢得了全体市民的赞同。在她采访的一百人当中，新闻集团的负责人大卫·布罗德说：“他来这里搞得一团糟，他不适合这里。”克林顿的前国内事务顾问、著名教授比尔·高尔斯顿教授说：“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是体面的，他们竭力做好一切。我基本上承认克林顿的行为是正常的，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削弱体面的公众形象。”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安德烈亚·米切尔说：“小镇的气质会使他们感到悲伤，……”华盛顿有一个主要规则，我补充说：“不要玷污自己的家园。”
反思克林顿的总统工作，我认为克林顿过早地当上了总统。他宣布角逐总统的那天晚上，在家里给我打电话，那是１９９１年，他听上去不像一个期望能获胜的人，他虽侃侃而谈，但显然把９２年的竞选看成一次热身，一次角逐和拉赞助的机会。他认为马里奥·柯默也会参加角逐，将他挤出局成为民主党的胜者，但最终会输给布什。这一结果使克林顿认为，１９９６年三位民主党直接候选人蒙代尔、杜卡基斯和柯默使得具有过时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击败了共和党。民主党人的新时代来临了！选民厌倦了白宫的共和党人，所以克林顿能够最终获胜并接受委任。
如果上演的是那一幕，他本可以是更好的总统。到１９９６年，他还有四年时间可以走向成熟。他本应更理性、自律，没必要如履薄冰。或许他与希拉里的关系本可以更平衡，那样谁也不会觉得有联合执政的必要。他们的私生活也不会对政治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可以更清楚地考虑他有哪些优势做总统以及如何把它们变为现实。
有人能确信他本可以改变吗？当然不能。人的性格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或许他可以专注自身利益，不计后果。但历史表明，自制力通常是培养和习惯的问题而不是基因的问题。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已成熟了许多，他变得更沉稳，更符合国民的要求。任期快结束时，他比开始时表现出了更高的工作效率。
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根据莱温斯基的笔录，克林顿向她承认了以前与一些女人有关系，但在４０岁的时候他就竭力去中断那些关系了。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想走正道的瘾君子，跌下车，当看到她来的时候就拼命想再上去，或许他在说谎，正如莱温斯基怀疑的那样。有大量证据表明，克林顿在４０岁左右，对于他的放纵给其政治生涯所造成的破坏很敏感。他看到加里·哈特是如何在１９８８年下台和如何拼命保护自己的。与谣传相反，我在１８个月中看到的克林顿在努力检点自己的行为。我的感觉是他在尽力改变但并没有太大成效，如果在入主白宫之前，再给他４年的时间走向成熟，或许他就会成功。
历史学家如是说
克林顿退出历史舞台时就像一位触摸天堂的人，一只手满是星星，另一只手则满是灰尘。历史学家在约翰逊和尼克松身上看到的这种矛盾，在克林顿身上也看到了。
他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有很高的智商、远大的梦想、很强的适应能力及引人注目的风度，更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任期内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经济增长比以往的任期都明显，贫困线降到３０年来的最低点，处于社会底层１／５的人收入水平比中产阶级增长还要快。尽管民主党人是主要的推动者，但克林顿在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并使大批人重新就业方面是值得骄傲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主要社会指标发生转折的１０年。非法出生率、青少年怀孕率、离婚率、犯罪率、青少年犯罪率、毒品使用率都不再上升，而且在他在职期间开始下降。尽管这些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领导，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进步。
在外交领域，克林顿也有吹嘘的权利。他的批评家是苛刻的，尽管他也确实有疏忽和优柔寡断的时候。虽然标新立异是他的主旋律，但他使国家远离了战争，在促进欧洲统一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方面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制止了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缓和了亚洲经济危机，而且使世界经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他也对印度进行了援助，还是继卡特总统之后首位对非洲贫穷国家给予关注的总统。评价他的外交政策就像吐温评价瓦格纳一样“他的音乐比听上去要好。”
历史学家又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他的立法成就是突出的，如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７年的预算案，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家庭休假立法、福利改革立法、国民服务立法、布雷迪议案及准许中国加入世贸法案。还有许多遭到否决和未能公诸于世的：全面的健康改革计划、社会保障改革、医疗改革、竞选拨款改革、烟草改革、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继续在贸易当中享有权威及京都环境议定书。作为立法领导者，他的业绩确实是多方面的。
然后就是道德的问题。在我面前有五卷本的《白水事件》，其中包括从克林顿上任初期《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文章。《华尔街日报》社论很激烈地反对克林顿，虽然许多对他的指控被证实毫无根据，而且共和党人对他的指控也过了头，但人人都会在读这些记录时感到沮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深信并认为能提高他作为领导者声望的是——未来。当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讲授西方文明必修课而且相当古怪的教授卡罗尔·奎格利对他的影响很大。奎格利教授授课的精彩部分是关于“珍爱未来”，他认为进步取决于人们愿意牺牲今天而获得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永远不要忘记，珍爱未来。”正如一位传记作家大卫·马里尼斯指出的那样，克林顿的讲演几乎没有不引用奎格利在课堂上所说的话的。他总是相信，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如同他一样努力工作，未来就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下面讲的也许算是他声望的一部分。如果艾尔·戈尔在今年秋天能入主白宫的话，克林顿可以在法律上声称他已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我是在举例说明。在他之前，共和党人在最近的六次竞选中有五次胜出，如果今年１１月戈尔获胜，那民主党就有三人当选总统了。那将很引人注目，因为正如斯蒂芬·斯科让奈克所讲，政治运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动力，运动要结束时的总统结局注定是失败。克林顿就处在这场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起的运动的末端，他可能想走卡特的老路，但是他使民主党得到了复兴，使其更有竞争力和群众基础。在１９８０年，民主党还被普遍看作少数专门利益的人的群体，而今天，尽管还代表着少数人，民主党已经更多地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
克林顿有理由希望他能改变国际政治的面貌。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和１９８０年里根的当选引发了欧洲和北美保守党的崛起。通过拥护“第三条道路”，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首相托尼·布莱尔已经改变了重心。第三条道路政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风行欧洲，以致在９０年代末，除西班牙外的西欧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政党的复兴。因此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功不可没。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也许会问，克林顿是否会被认为比现在更有远见卓识？他引入了一种新的领导模式，甚至引起了传统主义者的注意。他并不是像里根一样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而是似乎注重每个人的思想，从中筛选、吸收，然后制定不断变化的、不断完善的计划。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最终的真理和不变的核心思想。那些更保守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则更喜欢亨利·亚当斯的总统观：掌准航舵，选准航线、寻求港湾。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还有另外一种开始广泛流行的观点，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真理是文化的产物，是由精英们“社会性地构建的”，这些精英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合自己利益的需要，肯尼思·Ｊ·格根就持这样的观点。例如，女性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易于表现为神经质并具有天生的从属性。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看法是为了男性社会杜撰的，以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