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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任职的第一个夏天，总统预算案顺利通过，不久，克林顿夫妇召开有副总统、高级官员及政治顾问参加的会议制定秋季计划。我们在三楼的“日光浴室”集会。会上的议题是关于卫生健康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区、彻底改造白宫政府等等。我不记得这一切是如何触发的，但是克林顿夫人突然就我们在预算案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发起严厉尖锐的攻击，虽然她在指责工作人员，但很明显，攻击的目标却是克林顿。我们这些人都被她说成是愚蠢的外行，只会惟命是从。争吵的场面令人难忘，她的丈夫正在失去尊严，成为机器人式的总统。我们怎么能装聋作哑如此愚钝？我们本应该坐视不管他们的卫生健康计划。她手下的人都有信誉、组织有序、申明己任，这次非要在我们面前露两手不可。那么现在你们这些家伙如何能够通过国会取得一项共和党的贸易协定？你们不是也把卫生健康计划弄得一团糟吗？
总统为自己和工作人员进行辩护，他们俩又坐在一起，离室内最后一排座位老远。我们其余的人尴尬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许多夫妻之间也都发生过激烈紧张的争吵，但大多数人会避开众人的耳目。很明显，克林顿夫妇经常在工作人员，甚至在州长助手们面前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对话，他们的朋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白宫政府来说，这一点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感觉自己介入了他们之间的隐私。随后，一个与会者告诉我这种事经常发生。通常在谈话进行中，她会发射一枚致命的导弹直逼克林顿的心脏，在击中目标之前，这枚导弹轰然爆炸，弹片击中总统的随从人员。总统也会反击，也会变得勃然大怒。有人主张不要理会这种场面，但我无法做到。这样的谈话不仅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还会加深比尔和希拉里两个派别的分歧，使人们在总统和夫人面前变得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对每个人来说，使总统在正确轨道上行使职能变得难乎其难。
我在此并非故意给人留下克林顿夫人是一凶神恶煞的老妇的印象。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的怒气，下决心把她的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地为双方共同的成功而奋斗。但她看到克林顿或工作人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便再也无法控制怒火，所有的情绪便会立即爆发。
据我所见，克林顿夫人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女人。因《华盛顿邮报》索要“白水事件”有关文件，我们发生冲突，在那之后的几周，我同意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新闻》中为克林顿夫妇辩护，我想试图去表明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电视台直播的那天早晨，我接到希拉里打来的电话，她和丈夫正要动身前往阿肯色州参加克林顿母亲的葬礼。对于她这几个月来所经受的一切我表达了我的同情，谈话的时候，她哭了起来说：“你可以告诉你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说我们已经接受了教训。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好事，这个城市中我们不理解的事儿太多了，这一切太难了。”
我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可最后我说：“我真希望到你身边，拥抱你。为了你的快乐我会努力付出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回首往事，我希望这一切都有所不同。他们来华盛顿的确是为做好事，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权力。如果这些年来他们的关系不像现在这么发展的话，或者克林顿再晚些年竞选成功的话，那么也许一切就会很稳定，也不会在他的事务中出现这些闪失，他们也就不会尝试这种夫妻合作的体制。正如事实所示，他们每个人都为这段日子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且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7）
卫生健康计划落败
星期天晚上到白宫开会，真是少见。但形势紧急，恰逢比尔·克林顿的又一关键时刻，他和希拉里想召集我们，大约有２０多人聚集在总统寓所地下室图书馆里。当时是１９９４年６月，克林顿夫妇的卫生健康计划已经无力支撑下去。
几个月后，我刚刚到白宫不久，负责该计划的主要头头艾拉·马加津纳来征求我对于他、第一夫人及总统正在制定的卫生健康计划的意见。他想询问有关健康计划的政策，并希望得到我的大力支持。虽然艾拉热衷于重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但我发现他不好大喜功而且讨人喜欢。我愿意与他共事。
他向我描述此项计划时，它尚未公开，我感觉他是在抓我当倒霉蛋。听起来，这项提议非常复杂，与我最初想象的适当性也就是它政治的可行性比起来，仍需要政府的介入。艾拉告诉我，它只是草案并不是我们的最终法案，但它可以使民主党激进派处于同一阵线，同时我们可通过谈判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可获得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与现在这个草案相比，你会喜欢最终的法案的。
我对他说，请暂时不要理会我的反对意见，我们得关注它的立法前景。政治多数情况下都有戏剧性，国会也不可能让它通过，尽管国会由民主党控制。３０年来，历史上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是由两党合作而取得了多数票，例如医疗服务、人权、税改等等。我们应该以两党的温和派为中心逐渐形成联合，而不是由左翼支持国会提出的议案出发，再向中心深入。应在三条或四条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概括性建议，然后让双方拟出可吸引两党多数的最终议案，而不是直接拟出详尽计划。
“现在我们谈得离题了，”他说道。在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时，克林顿夫妇其实早就决定了要采取的策略。我与艾拉告别，他认为这项计划更多的将会是靠中派的支持，而非政府参与。我向他保证我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
我很快发现卫生健康计划在政府内掀起了激烈的论争。时夏，在一次内阁的会议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唐娜·沙拉拉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得谈一谈。”几天后吃午饭时，她向我讲了对于计划雏形的疑虑，“我并不是到华盛顿来建立一个新规则的官僚。”这话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内阁官员身披坚持自由派原则的外衣（这不公正），宣称政府管理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持这种想法的并非她一人。整个经济小组对该计划也有怀疑态度，而且早已声明。白宫又一次分为几派：站在民粹党一边的有克林顿夫人、政治顾问及其他顾问；另一面有经济小组、唐娜、麦克和我；副总统没发表意见，斯蒂芬波洛斯试图从中调解。总统好像站在希拉里一边。
那年夏天在一次卫生健康会议上，经济小组放低了他们的声音，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分明不喜欢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此计划说了算的只有三个重量级人物：第一夫人、总统和艾拉。就是这样排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劳拉·泰森就成本预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质疑，我们其他人都躲闪不言，以劳拉为保护衣。在此无须说出孰胜孰败。
是年秋天以及在１９９４年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总统强行提出卫生健康计划，这是他第一任期内的中心任务。起初，反响很好，克林顿的陈辞使人信服，人们觉得政府正在下大力迎接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夫人在参众两院以该计划领导人身份陈述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经进一步考察后发现该计划漏洞百出，遭到了来自保险业、小商业和国会山的保守的共和党的反对。这回鲁布·戈德堡遇到了对手。１３５４页充斥着对私营部门命令的语气（要么是你“应该”做这个，要么是你“不应该”做那个），都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自由党人认为接受加拿大单方付款模式力度不够大，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力度已经很大，足以使它被扼杀于摇篮里。他们回忆起美国医药学会贬低杜鲁门的计划为“社会化的医疗”，克林顿夫妇的计划就是“政治操纵的卫生健康改革”，这个口号差不多已经成了公众常说的口头禅。哈里在一个由健康保险业赞助高收视率的电视广告中对路易丝说，“政府不应操纵我们的卫生健康计划，应把权力留给我们自己。”反对派很快促成了公众舆论，这足以使我们走向失败。
即便如此，如果白宫能够做出让步而且出台一项更严肃的由两党共同参与起草的草案，那么这一伟大的改革计划也有实施的可能。１９９４年初，参议院多数派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