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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一下国会。他谈到了新闻界时，使用了贬低性的言词。领袖人物应该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是的，他还孤傲、坚韧不拔而又意志坚强，领袖是在行使权力中施加了个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国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袖不是从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从他们的办公室中，而是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宪法就是以“我们人民”开头。林肯说：“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把领导人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不信任人民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个则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向导。行使领导权力与利用职权是相互关联的理念，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们混为一谈。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觉得其他领袖也是这样。他告诉霍尔德曼：“普通的美国人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当选后不久，卡耐特·霍纳采访了他，文章刊载在《华盛顿星报》上，采访中尼克松说：“普通美国人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读那篇文章的话，他的评论读起来合情合理，他试图说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来迁就人民，他们就会依赖政府而被宠坏了。但很多读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总统认为自己高于人民，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因为领袖繁忙、因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为他忿恨被侵扰和分心、因为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少一点儿耐心。这种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烦有三方面：首先，领袖需要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都有一些想法，而领袖认为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当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许并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领袖也有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领导权力需要一种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神秘连结，如果领袖表现出对人民的蔑视，这种连结就有可能断裂。然而，人们必须时刻铭记领袖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显得普通，如果他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显得不真实，而且让人觉得屈尊相从。”
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记者招待会”。
他站在民主传统之外，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尼克松很少关心美国总统的另一个主要责任：道德上的领袖。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断言国家的核心目标是使它的公民能过上良性生活，即节制、美德或沉思。他认为，每个城邦都应当确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还是两者的结合。采用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同一的。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讲的，政治领袖的作用是教给人们“宪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种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征，把美德付诸行动，通过他的领导，他必须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总统问题的学者欧文·Ｃ·哈格罗夫认为，现在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含义就是总统必须是精神领袖，并鼓励人民去牢记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不是试图把某种道德符号强加给他们。“政治家并不是强加给公民以最高的道德准则，相反，他必须唤起公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并把它们应用到解决特定的问题上去。”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最优秀的总统们都理解那个相同的规则：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套体现国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乔治·华盛顿在他任期内完全把自己献给了那个目标。为塑造个人崇高品质奋斗数年之后，在取得美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际，他说：“现在是塑造这个国家品质的时候了。”１８００年，杰斐逊迫切要成为总统，因为他认为北方联盟对最初革命的目标已经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恢复《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二次革命。林肯坚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挽救联盟，而是留住联盟的精神，这是亚里士多德都会衷心赞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术语演说，他在林肯纪念堂对反对他的示威者们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却没有把一个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没有把自己的任务视作是向人们传授“宪法的精神”，他也没有看出他应该鼓励人们塑造美德个性，并把美德付诸行动。他为赤裸裸的权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传统这一职责留给了别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与层内的人较量
要理解尼克松为什么垮台，就必须了解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释的人就是雷·普赖斯，总统任期内的忠实助手和３０多年的朋友。众所周知，雷·普赖斯是尼克松演讲撰稿人的头儿，后来又成了白宫的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雷·普赖斯写道：尼克松处于困境，“就国内问题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最具灾难性的１０年，国家被一场事实上的内战所破坏。命运使尼克松继承了这些激情：言辞的讨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级、暴乱和谋杀、燃烧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园。面对国会的反对，他在这场痛苦又不受欢迎的战争中，继承了这些激情。这时敌对的新闻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实际上，是那个折磨人的时代的争斗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赖斯说，尼克松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所处时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换成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他会幸免于难。人们也会理解，他的行径并不比其他总统更恶劣。他是道德这一双重标准的牺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们几乎能从他忠实的朋友的那段话里听到他的心声。
但是他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意识到，在门外的人看来，权力机构是多么的不同。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白宫也可能向事实关闭大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了一座堡垒。当然，当炮弹日益逼近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们这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觉得受到了围攻。只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走出来时，才更清楚地看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错在外因，如雷·普赖斯所写的，但过错也在于内因，恐怕这正是未来的领袖们必须明白的。
从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欢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喜欢他。他当选总统时，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从没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恶毒攻击。要想理解敌人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仇恨，人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布朗的歌谣：“我不爱你，费尔医生，我不能说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爱你，费尔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