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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五十一周岁的皇太极猝然病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冠阴差阳错落到五岁孩童福临头上。范文程一如既往，殚精竭虑，辅佐幼主，完成皇太极生前未竟之志。
登上皇位的福临是个不懂事的孩童，清朝内部对实际最高权力的争夺异常激烈。在这场角逐中渐据上风的睿亲王多尔衮，排斥以皇长子豪格和两黄旗大臣为主的异己势力，拉拢中间力量，力图将最高统治权独揽手中。正当多尔衮集中精力“窝里斗”之际，范文程却鹰隼凝眸，全身心关注着山海关内明王朝政局的变化。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辅政大臣多尔衮等人，阐明天下大势，敦促清统治者务必抓住明王朝内乱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迅速出师，进取中原。这一垂载青史的上书原文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故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皇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而径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献纳，以贤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上书时，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明王朝京师的情报，尚未传到处于关东一隅的清朝统治区，范文程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和犀利的政治眼光，率先提出行将改写大清国国运、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略主张。
仅凭这份上书，范文程就有资格跻身于卓越的历史扳道夫行列。
在范文程一再敦促下，睿亲王多尔衮幡然清醒，急忙收起内争之剑，将目光投向关内。就在这时，传来了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率农民军入主北京，明崇祯帝自杀身亡的情报。多尔衮非常吃惊，连忙召开王公大臣会议，并急召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赴沈阳商议对策。
范文程扶病上路，日夜兼程，赶到多尔衮身边，为他挥师争天下打气。首先，他阐明此仗可打，师出有名：“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接着，他预言李自成必败，而且一战可破：“（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最后，他进言必须以德取天下，不可滥杀无辜、丧失民心：“好生者天下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
第二天，他又抱病驰赴军中，起草檄文，晓喻大明国官吏百姓：“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并提出与农民军打击官僚地主做法截然相反的口号，争取民心和士心：“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文末尾，一概署着范文程的官阶和姓名。
多尔衮听了范文程透辟精到的分析，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全国总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参战。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带着智囊范文程，从沈阳挥师启程，踏上逐鹿中原的征途。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多尔衮所率清军击败李自成所率农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李自成率残兵逃回北京，在武英殿登极称帝，匆匆过了一把皇帝瘾，焚毁紫禁城，率师西撤。
进献殊礼（6）
高冕
拥有数百万之众的李自成农民军，被一战击破。事实果真应验了范文程的预言。
十月初一日，小皇帝福临在睿亲王多尔衮等文武大臣的簇拥下，即皇帝位，再次举行开国大典，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此前，皇太极、福临父子虽早已自称皇帝，但止于关东一隅，毕竟底气不足，有很重的自卑心理。以致清统治者将上一年八月举行的登基大典不作数，夺取明王朝京师后重新举行登基大典。至此，福临终于夺取中央帝国的大龙椅，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实现了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梦想。
定鼎燕京，百废待兴。在范文程积极建议下，清统治者采取为明崇祯帝发丧，安抚遗老遗少，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等一系列措施；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再行乡试、广其登进，废除三饷、编行保甲等重大政策，为清统治者平定大江南北、一统华夏江山，倾注了智慧和心血。
多尔衮其人，因统兵入关、都燕京、创制度、定中原，功成名就，光芒四射。世人多知多尔衮，而鲜知范文程。殊不知，在其显赫功名背后，倾注着范文程默默无闻的经纶筹划、呕心沥血。可以说，如果没有范文程及时倾奉政治智慧，拿出一系列卓越的战略主张，就不可能有多尔衮底定中原、成就大业的华章。
顺治元年，行功论赏，范文程被抬入镶黄旗，晋封一等阿思尼哈番（乾隆时改称男爵），赐号“巴克什”。不久，再次晋爵，获二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
多尔衮入关后，重启迫害异己、独专威权的内争，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高，加快独霸皇权的步伐，从称辅政大臣，到称辅政王，进而称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步步攀升，登峰造极，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完全凌驾于小皇帝福临之上。
在大清国高层政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学士范文程挺直腰杆，不与谭泰、刚林等见风使舵、奉迎权臣的大臣同流合污，坚持不向多尔衮摇尾。多尔衮渴望树立个人专威，哪里容得有人冲他硬头硬脑，遂借范文程等人将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终养之本呈送辅政王济尔哈朗批复之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此事原本是：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逢睿亲王斋期，范文程等人就将被吏部驳回的黄国安呈请送交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此时对多尔衮已非常忌惮，不敢拿什么主张，“令姑待之”。应该说，范文程等人将公文先呈交济尔哈朗，是为了不惊扰斋期中的多尔衮，完全是为他着想。但多尔衮借此大做文章，不由分说，以“文程等擅自关白辅政王”的罪名，命将范文程“下法司勘问”。刑部官员为了捧多尔衮臭脚，屈从淫威，无视律例，竟对这位赤胆忠心的开国勋臣施以大棒，作出削夺职务、抄没全部家产的判决。
范文程不肯低下高傲的头。他是靠自身大智慧安身立命的大臣，绝不靠摧眉折腰轻薄无耻过日子。多尔衮最终虽从轻发落范文程，下达“姑释其罪”，“勉效厥职，以赎前罪”的谕令，但范文程没有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这位一手遮天的权臣感恩戴德。范文程睿智的目光看得很远，干脆称病不朝，急流勇退。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确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佩带顶珠、玉带。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年仅三十八周岁的皇父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