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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基础的动摇与瓦解
三基础的动摇与瓦解：以国家、传统、现代为例
这当然还只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和文献考证上的例子。其实，近来在研究文学、历史的根本观念上，更有很多我们平常不去考虑的基础和前提，发生了动摇甚至瓦解。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的这许多基础，过去我们并不怀疑，比如：首先，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估价和感觉，大家过去会强调它的连续性、内在超越的追求，可是现在不太对头了；其次，对于古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比如强调礼乐制度和习惯的特点，“五四”前后对这一特点的批判和评价，大多是负面的，现在呢？也不同了。再次，对于民族国家的确定性和正当性，也有问题了，比如，研究历史以“中国”作为当然的空间，可是现在也有问题了；第四，比如向着现代化方向的历史路向，五个社会阶段论也好，中国与西方的冲击—回应也好、新民主主义论也好，可是现在都有人质疑，如此等等，现在许多东西都有了疑问，这些疑问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厉。
我们过去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这个词，可是，你要小心，怎么理解先秦时代除了中原之外的各个蛮、夷、戎、狄的存在？在宋代你怎么评价和同样是“中国人”的金元打得不可开交的岳飞和文天祥？我们以“国家”、“传统”和“现代”为例。
——如“国家”。我们过去是认为天经地义的认同对象，但是“国家”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吗？比如“中国”，它是否和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能这么重叠，好像是民族和文化的代名词吗？国家的统一性，常常是在文化的多元性中，被历史种种因素建构起来的，它有时会强制性地把多元的文化压扁呀，你看，像前南斯拉夫中的阿族、塞族、克族、东正教徒、穆斯林被混在一起，那么“南斯拉夫”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不加分别的“爱国”是否就天经地义合理？所以，现在开始就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样的思想家，说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他曾经说，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其实常常只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思想家，说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他曾经说，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其实常常只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等建构起来的。他问，那些互不相识的人，怎么能够互相认同为一个民族国家？那么，中国呢？所谓炎黄子孙呢？台湾有一个沈松侨，就讨论到所谓“黄帝子孙”的说法。他说，其实黄帝的传说盛行，和晚清民国初年的民族国家认同有很大关系，并不是大家原先就共同认同是黄帝子孙，而是在那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象征，才在那时极力塑造一个共同先祖，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也好、延安边区也好，都会祭祀它，以它作为民族动员的象征力量。所以，我们过去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这个词，可是，你要小心，怎么理解先秦时代除了中原之外的各个蛮、夷、戎、狄的存在？在宋代你怎么评价和同样是“中国人”的金元打得不可开交的岳飞和文天祥？你看石介写《中国论》，那个时候有中国的空间、民族、敌我观念了，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论“中国”，而以前不需要讨论呢？或者说，石介心里面的“中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吗？
——又比如“传统”。过去我们习惯了把它和“历史”连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好像真的是一点一点由古代而来的，是沿着时间这个线索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有实在内容的东西。所以李泽厚提出“积淀说”，大家都觉得很对，传统就好像背后长长的影子，抛不开，扯不散，如影随形。但是，现在的一种说法说，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而是一个“现实”，它只是被后来的人的语言、愿望、观念加上现实的需要，在历史中间寻找资源，一点一点建构起来的东西。像王充的思想，在东汉后期蔡邕的那里，还是“秘籍”呢，后来在种种解释下面，才成了“汉代思想传统”，进了思想史；像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它就是在晚清重新发掘历史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的“新传统”，因为黄的书很长时间没有人读，怎么积淀成为传统？而他的民主思想也是在现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解释，比如孟德斯鸠的比照中间，才被认识意义的嘛。所以在现在，“传统”有时不再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实在性和历史性，今天的人不必觉得它和历史一样与生俱来。
——又比如说“现代”。我们知道，现代包括韦伯所谓的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包括可以实现进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科学，包括保证人类精神的自由，包括维持社会秩序的民主，都可以归纳到所谓“现代性”中，它和“启蒙”有关系，它的核心理念包含了理性、科学、进步、自由、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等。根据现代人的总结，第一是地方性让位于全球的普世性；第二是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第三是政治和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第四是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第五是人定胜天取代了天人合一。所以，近代西方的启蒙，主要就是“除魅”，就是以理性怀疑的精神、科学实证的精神、个人和自由的精神，来反对宗教信仰和神圣崇拜，解除过去对于地方、家族、神圣、阶层的认同和迷信。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一框架中间被认识的。可“现代性”这个东西，现在，却有很多人在质疑和批判，不仅仅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全能的现代性很怀疑；包括一些很拥护现代化过程的人，也对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中一些问题很有警惕。所以，很多很多我们过去并不认为需要反省的东西，90年代后开始需要重新检讨和反省。
不仅仅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全能的现代性很怀疑；包括一些很拥护现代化过程的人，也对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中一些问题很有警惕。因为，这些常识的变化，涉及历史上的很多具体问题研究，比如说——
第一个，是你怎么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都在这一判断基础上叙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反帝反封建，就成了一条主线，但是这是否就是一个惟一的历史解释呢？现在有人按照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按照权力与话语的理论，按照世界体系的理论，这么一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线索的评价和叙述好像就不同了。
第二个，是现代化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宗族的存在究竟有多大，它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是否那么厉害，过去我们按照儒家经典的记载，总会觉得中国古代社会里面，王权、神权、族权、夫权，都很厉害的，以前毛主席好像都说过，四条绳索嘛。在中国，民间社会家族就是基础组织，包括西洋人也是这么说的，认为古代中国国家控制不下到县以下，宗族仿佛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由士绅和宗族领袖形成中间层，它们构成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层，有时也成为对现代化经营的阻碍。但是，现在重新有人提出，古代中国，国家控制编户齐民的能力是渗透到基层的。秦晖有一次到我这里来聊，他说从长沙走马楼吴简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家或者政府对于民众的管理已经很直接很细了，哪里有什么中间层？这个结论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妨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究竟包括不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