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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像的共同体”，但这个想像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的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建议阅读文献】
何伟亚（James L。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贾士蘅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6。
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9。
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台北，2000。
郭慧英《“‘反’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论战里的中国与世界》，《新史学》13卷3期，2002。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哲、孙慧敏译，《新史学》11卷3期，2000。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有一些在前面几次课上谈到过了，可能会有重复。不过，今天重复地讨论“资料”的问题，可能，一方面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比较重视资料的搜集范围、使用方法和解释策略。不过，另一方面，我想，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不只是一个“史料学”的问题。
回顾一下20世纪的学术史，在历史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学的整体的、本质的改变，也常常可能因为使用什么样的历史资料而引起。大家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的学术史，在历史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学的整体的、本质的改变，也常常可能因为使用什么样的历史资料而引起。台北的王汎森先生曾经在《新史学》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他讲到，20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他引了傅斯年的名言，这句名言，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证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和他说的“传统的读书人”，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就以清代的学者来说，他们主要还是使用传统的十三经、诸子加上注疏、二十五史、十通、《通鉴》、《续通鉴》加上野史、笔记，有的学者能够使用《道藏》、能够注意到蒙古资料，像钱大昕，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晚清以来情况就不同了。晚清兴起的新学问里面，有西北史地，有万国历史，有佛教、道教，而且1902年的梁启超《新史学》，已经提倡要摆脱帝王中心的政治史，那么，不看更多的东西不行呀，所以到了现代，当你“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那些东西，不用动手动脚去找，就在书架上面，就在藏书楼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是，一到要动手动脚地找，找那些过去不常用的东西，历史学就开始和传统的不一样了。你们试着比较一下清代历史考据学家用的资料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用的资料，你就会看到，不一样了，很不一样了。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域外文献、民间唱本、小说戏曲，都一股脑儿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时候，历史学就大起变化了。就连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大家可以读一读第四章《说史料》，在这一章里面，他讲，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庚）外国人著述，此外，他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而且还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对社会史的意义，显然，这跟过去清代人主要靠儒经和正史、通鉴最多加上笔记、野史不同了，这是因为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所以研究历史的领域也变化了嘛。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里面，这种变化倒不是很明显，比起传统的，用诸子著作、传记、语录加上学案来，最多是由于评价尺度和立场的变化，加上了更多的可以入史的文人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刘知几、李贽、费密等等。但是，对于其他的更边缘的、更间接的资料，却很少用，那么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呢？思想史研究是否也可以在资料上扩张一下呢？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研究如何感到资料的局限和局促
一思想史研究如何感到资料的局限和局促？
刚才我们说，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用精英和经典的文献为资料的，比如儒家的经典和注释呀，诸子以及对它们的解说呀，还有文集、语录，加上正史、传记，这些是天经地义的资料。当然，中国古籍多，一说就是“汗牛充栋”，很多很多，有人就会批评我们说，思想史连这些资料还没有用尽，何况其他的东西？所以，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习惯路数看，沿着现在的路子继续走，这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