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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是不是南北人口、语言、风俗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的分界线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研究建筑，是否可以研究一些与建筑有关的历史事件。北京有许多校场，过去这是练武的地方，直至明清都存在，而且城市里面很繁华的地方都要保留校场。但到了清代中叶，校场渐渐消失，甚至被各种各样的建筑占据。研究这些，我们能否看到背后更复杂的问题，如八旗练武习惯的消失，而这又是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消失相联系的，民族特性消失又与其跟汉民族的逐渐杂居相关。再比如，如果你要研究城市，可否拿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杭州的空间格局来比较，杭州作为曾经的中国的首都，可是它原来不是作为政治城市，而是作为商业城市存在，所以南宋的杭州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皇城，没有一个向四面展开的方形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格局，而是围绕西湖修建，并按照商业方式修建。再比如，你如果研究植被，是否可以探讨西域各国家的消失，与植被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最近因为楼兰古墓被盗，又引起了这种讨论。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当可以作为栖息地的绿洲一块块消失，西边的这条通道就逐渐衰落了，而交通衰落的结果，就是文明的退却。如果你们去新疆，到一些古代的遗址去看，就可以想像，现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曾是很多人居住的繁华地带，是绿色的原野，那么，植被的变化与历史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能做这样的研究，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晚年布罗代尔写的《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法国史，这本书有中译本，它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如何可以统一，讨论地区的网络和边界，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然后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这样，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所以勒高夫说，仅仅用王朝史和政府史，是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而其他的历史和政治一样重要，同样反映着生活世界的真正变化，比如，人体增高是和事物革命、医疗革命相联系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自运输的革命，知识革命是由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如印刷、电报、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的出现而引起的。
这在年鉴学派来看，就叫做“总体的历史”。
第二个方面，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联系。
影响年鉴学派的很多因素里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方面来请大家注意。一是涂尔干（一译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是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这些来自其他学科或者其他领域的观念和方法，都对年鉴学派有启发，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所以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只有把这些知识都动员起来，你才能描写一个整体和关联的图像，以此来激活阅读者对往常的、过去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1958年布罗代尔写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远离了日常生活，总是若干个抽象的数字与人名加上事件的名字，附在枯燥的理论和概念下面，构成我们的历史书，这跟历史上人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大家觉得枯燥呀。年鉴学派呢？它努力恢复人们对过去历史社会生活的想像力，想像当时人是怎样具体生活的。像勒华拉杜里写过《朗格多克的农民》，这本书不厌其烦地讨论地中海岸边的乡下岩石与灌木丛、葡萄与橄榄、冬青树与栗树，又讨论气候冷暖的变化，葡萄生产与气候的关系，葡萄酒的酿造好坏与收入的关系，这就是历史，这才能让你想像出来，朗格多克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几百年前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研究需要超出传统史学的经济、地理、农业、气象和各种技术，这个知识不仅仅是传统史学知道几个帝王将相如何勾心斗角就可以了。
再举一些中国历史的例子。有一位学者，他写过关于唐代少林寺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他研究得很好，不过，我总觉得，他这个研究只注意了少林寺和唐代皇室的关系，可是，除了在传统的碑刻史料中寻找政治史的资料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分析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小嵩山地理的状况、寺庙建筑的位置和格局、寺庙传承的规则，以及挂单来者身份的统计、要求挂单者遵守的规则，还包括寺庙与山下城市的经济互动关系等等，如果你能讲清楚这些，就不仅仅是政治史意义上的研究，不仅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少林寺的存在，与所在的位置即中岳，和山下的城市，特别是与洛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这样讨论，研究的视野就会扩展了很多。再比如，我看到过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对陕西关中地区水渠的研究，他找了许多资料，讨论到水资源的分配，水资源争端的调节等，我没有仔细看他的结论，不过我想，可以分析的不仅仅是水渠的问题，还包括了水资源的争夺，水资源分配中的区域关系，权力和权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实现，权力格局中官府跟宗族的关系。陕西的萧正洪就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就是讲这方面历史的，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面。这里头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的东西，你这么做，历史学就不再是孤立的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3）
还可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江南一个小镇上的水井的研究著作《水井边上》。按过去的想法，水井有什么好讨论的，不过是干枯如何，对生活有何影响。可是，这本书则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研究水井作为小镇上人们消息集散的场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水井往往是妇女们洗衣洗菜的地方，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传播各家各户的消息。在传播渠道不是很充分的时代，水井是作为消息集散地。这种研究就抓住了水井这个中心，讨论当时宗族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互相矛盾冲突的内容。自来水引入后，由于消息中心的消失，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家与家联络的渠道被切断，人与人的隔膜开始，冲突不再以婆姨之间传话为媒介，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历史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懂得很多的学问，必然要与其他学科产生更大的联系。现在我们的历史系还是守着原来的学科格局，年鉴学派对于传统历史学科知识结构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史学，向我们传统的学科提出了一些挑战。
有同学会问我，那个关于水井的研究，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比如婆姨邻里之间的议论等等。我告诉你大概的情况是这样，这本书写的是江南的一个小镇，作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当地的老太太。这些老人告诉他当年有一个“姐妹会”，所谓“姐妹会”就是在水井边洗菜时互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比如某个人的丈夫到外面发了财，盖起大房子，搬的远远的；某个女人三年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回家等等。这些议论的人就形成了互相认同的群体，把被议论的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要命的是，这个群体的议论，还影响着本镇的风俗、判断和认同，由于空间上她们居住较近，共用一个水源，其团体的边缘很少变动。据作者分析，由于不变动，他们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就远不如那些挪动的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阶层差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认同圈子。这个例子虽然是历史研究，实际上掺入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这里有一份《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登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书里。你们看一下，一个研究历史学的硕士，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